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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第5页）

几千年来，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人类本身。现在人类拥有的工具和体制已经和《圣经》时代大有差异，但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我。这些经典的创作者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于是我们觉得他们写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剧场的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可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甚至还有脸谱网账号，但他们的情感冲突和原剧并无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让我们能够再造人类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告一段落，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将要开始，而这将会是你我这种人无法理解的过程。许多学者试图预测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显然是浪费时间。任何预测要有价值，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灵再造的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考虑。有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心灵与我们不同的人，又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好的回答。我们能说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用生物科技来再造人类的心灵，而以我们现在的心灵，并不能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相关细节，但仍然能够肯定历史的大方向。在21世纪，人类的第三大议题就是为人类取得神一般的创造力及毁灭力，将“智人”进化为“智神”。这第三项议题显然会将前两项议题纳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我们希望拥有再造身心的能力，首要目的当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谁知道我们还会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新议题其实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分支）：获得神性。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人们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全能的天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局限，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在。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获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数千年前认为如同神迹般的能力，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很少去考虑它们。现代的普通人要移动或是远距离通信，可能要比希腊、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诸神容易许多。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乌（Chukwu）原本是打算让人永远不死的。他派了一条狗来告诉人类，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尸体旁边撒上一些灰，人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这条狗觉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乌于是又派了一只羊，叫它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传过去。很遗憾，羊气喘吁吁地赶到，却把指示讲错了，要人把死者埋葬，于是死亡成为定案。这正是我们至今还难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乌能有个推特账号，而不是靠懒狗或笨羊来传递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11：13—17）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我们仍然有其他替代路径。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puter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世界末日。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发展可以踩刹车吗？

我们说得平静，但很多人听到这些可能性却会十分恐慌。他们甘心听从智能手机让他们做的事，也很愿意吃医生开处方的任何药物，但只要一听到升级进化成超人类，就会说：“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死了。”有个朋友就曾告诉我，她对于变老最担心的一点，是怕自己与时代脱节，变成一个总在怀旧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世界，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听到“超人类”这种事所担心的。我们觉得，到了那样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恐惧都会与时代脱节，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恋记者，一旦到了升级进化后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完全不能融入那个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纳斯达克指数，毕竟这两者之间相隔几万年之久。但由我们现在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却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崩塌。仅仅希望自己到时候已经死了，免得与时代脱节，可能还不够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还不会有“智神”走在路上，各种让智人升级进化的尝试也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内就让世界大为改观。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

很多专家说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婴儿，或制造出能与人比拟的人工智能。然而，大多数专家所谓的很长时间，用的是学术经费和大学职位的时间标准。所以，所谓“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绝不”可能是超过50年。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识互联网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读中学，和几个哥们儿去找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个计算机科学家）打乒乓球。伊多当时已经很痴迷计算机，在打开乒乓球台之前，他坚持让我们看一项最新的奇迹。他把电话线接到计算机上，按下几个键。大约一分钟，我们只听到一连串吱吱声、尖叫声、嗡嗡声，然后就是一片沉默。失败。我们不停地咕哝着发着牢骚，伊多又试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后他终于发出欢呼，宣布自己已经把计算机连接到附近一所大学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了。我们问：“哦，那中央计算机里有什么啊？”他承认：“这个……现在还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可以放进去。”我们问：“放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啊。”当时听起来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来几周有了新的乐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谬。在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过25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他们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之间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设法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垮社会。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

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要去追寻令人害怕的超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低于正常下限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正常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男性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样子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称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pro?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令人担心的突变，就要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携带某些有害的突变和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个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基因组，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Bloom?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了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有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的基因。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进行基因干预，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的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吗？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行为。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行为。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会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天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理解现在的状况，主动做出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决定。

知识的悖论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在21世纪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再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神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对抗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专注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即使可能为此献身。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项预测并不是预言，而是在讨论我们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的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一天专家掌握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采取新的方法，希望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会立刻过时。我们或许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这并不是个假设的案例。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趋激烈，无产阶级注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