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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过渡一章（第1页）

徐珵怀揣着满腔骄矜到了福建，没说几句话就被宋时打灭气焰，揣着对方教的理学会议理论，灰溜溜地回了苏州。可两地之间相隔甚远，等他回去时，祝颢等人早已借下名园，筹措足金银，依着原计划备办了一个多月的讲学大会了。

该发的请柬已发，该请的讲师也上门去请了，徐珵回去与小伙伴们说起宋时那理论，尤其说到身在人欲中如何可讲天理一段，众人脸色都格外难看。

他们为了压过福建的大会，不光遍请江南名士来此参会，还请了去过宋氏讲学会的人来，要他们心服口服地承认福建讲学会不及苏州讲学会。若还照现在这办法弄下去，哪怕那宋时与桓通判是真君子，不与外人说起这评价，万一有福建书生说一句“不及福建讲学会贴合天理”，他们苏州名士这番忙碌岂不就成了笑话？

可若不这么弄，难道要将他们这些日子的辛苦布置废掉，按着宋氏办的大会重新来过？

徐珵这一路上想着天理人欲之辩，又想起当年孔子在杏坛讲学的典故，越觉得宋时那大会办得更合理，力劝众人依着简单朴素的法子，也建个高台，底下设桌椅叫人听课就够了。

这话若早一个月说，他们听也就听了，可现在收手又谈何容易？

朱胜儿早把苏州办讲学大会，要请名妓侍宴的消息传出去；他们这些才子也都私下与相好的伎女倡优订下要携美进园；还有他们邀来参加大会的外地朋友中，也有不少出入都要美人相伴才行的风流名士……满苏州、秦淮的名妓、名优都指着这大会出风头了，怎么能把人拒之门外？

何况他们求借镇江富商园子时，许了园主一个主办人的名份。赵商人为了这场大会已斥千金采买异石古树、翻修园林，买了三百只羊备宴，难道他们说一声不用，就让人家真金白银投入水里？

众人争执不休，最终还是祝颢两下平衡，想出了办法：“请柬上已写了致和园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园，咱们另择地方办讲学会。”

若真建起高台，完全按福建大会的制式来，便是办得再好也难免有效颦之疾。他们苏州自来是引领时俗、四方争羡的地方，岂有效仿那福建讲学会形制的？

依他的意见，既然不往奢华办，更不能按宋时的说法办，不如就效法当年朱陆鹅湖之会，在苏州城外名寺里讲学。

至于自愿来侍宴的名伎、倡优等人，也不必遣他们回去，只是不在讲学时用他们陪伴即可。讲学之余众人游园、宴饮、歌舞娱情时，不是正要他们献艺？

众人思忖一阵，便知这已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既不能舍下面子照搬福建的讲学会，也不能冒着被嘲讽的风险按原计划办，再寻别的地方讲学也不如在佛寺，至少这里还能有个“追慕先贤”的遮羞布。

只恨鹅湖寺远在江西，不能朝发夕至，不然他们直接定在鹅湖办讲学会，还更能多沾些朱陆二子的名气。

他们最后把讲学会定在了城外寒山寺，请主持静寺七天——福建那场讲学会只有四名讲师，也开了三天，他们请来的名儒就有十余人，七天已经是往少算说的了。

众人匆促变更地点，安抚群妓，重新协调讲学与游玩休息的时间……

他们这么辛苦筹谋，福建人却似总要和他们过不去。

徐珵回乡不久，一篇汀州府通判桓凌写的“讲学会筹办要则”便在整个江南流传开来，里面写的赫然就是那天宋时指点徐珵的说法。只是他在文中写得更深刻细致，并将宋时安排筹办讲学会的目的、过程都不加藏私地写了出来。

——宋时办这大会时，他是全程给了支持的，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比旁人更详实。比照着这篇文章来办，差不多就能办出一场能叫与会之人皆有收获的讲学会。

虽然通篇没有一个“苏”字，可他们若还照原来的模式办讲学会，就得被看过这篇文的人嘲得体无完夫了。众人看罢，脸色都变了几回，脾气差些的书生直骂：“若非有元玉兄力劝咱们从俭办会，有祝兄作主改在寒山寺讲学，咱们岂不是被这篇文章嘲个正着？他明知道咱们的讲学会会办成什么样，怎能故意写这样的文章！”

徐珵虽也羞愧难当，却还是替他说了一句：“他们也是当面先劝了我不该这样办讲学会，后写的这文章，并不是当面不说，等咱们大会已开完了才遽然发文嘲笑的。”

祝颢也赞同他的说法：“我看他这文章不是针对咱们，倒像是听了咱们的想法后觉得不妥，怕别处办讲学会的也像咱们这般走偏了路子，故而专门立个范式，以备人借鉴。”

这话说得甚是公正有理，但听他说话的人却都无心夸赞——若真个处处都办起讲学会，他们苏州会不会湮没在这场讲学大潮中？

他们虽然对本地名士的讲学水平有自信，心里却也都多了几分阴霾，不由自主地打听起了各地讲学的情况。果然，在他们苏州的讲学大会开始前后，便有消息传来说江西、湖广、浙江、山东等地也都办起了讲学大会。

江西的讲学会直接办在了他们借以掩羞的朱陆鹅之湖会所在地鹅湖寺；湖广是在“朱张会讲”之地，也是朱子亲自重整的岳麓书院；山东有孔家子弟主持，再不须外物添光彩；浙江虽无先圣遗迹，却也有西湖风光……

九月初九的苏州讲学大会虽然尽是名家主讲，衣食住行也色色精致，令人流连忘返。可它作为一场讲学会，仍是没有特别出众的特色，最终还是淹没在了前后几场讲学会中。

被邀去参加大会的福建学子更不讲理，根本不体谅他们的大会是在桓凌那篇文章出来前就筹办了的，回乡之后便与亲友议论，嘲讽他们的大会是按着桓凌那篇《要则》办的。更刻薄的，还要嘲苏州才子只有衣裳和怀里的名妓时新，讲学方式却还和私塾里的先生教小学生一样，早已落伍多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