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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第4页）

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贾昌朝在上仁宗备边六事中明确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接着论述了宋太祖命李汉超等镇守西北边疆而二十年无外顾之忧，呼吁行重赏“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

张舜民在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谨探报”并指出“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

间谍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认可，间谍本为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敌中动静何从闻知”，“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疎矣”。

二是兵书的大量出现。宋人所著兵书甚多，在涉及间谍理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许洞的虎钤经和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

许洞的用间思想吸取了孙子、李筌的合理内核，并加以推演发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间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间八术，即“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最后总结道“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华岳的用间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间的重要性、用间的方法和间谍的招募。

在他的用间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将“上智”与“厚利”并举。

他认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

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

人才与资财同是保证用间成功地重要条件。

有人才而无资财则无条件行间；有资财而无人才则无人可行间，唯有材财相用方可成功。

至于宋朝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的话，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的，而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为其正确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了依据。

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军事上，它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