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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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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出去应酬”？

当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显然直接这样讲很粗鲁（那时候似乎也很“违法”，虽然很多人在打），于是我从小就听惯了在家里帮忙的管家，或者帮爸爸打理杂物的“老陈”在接电话时，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师和太太都出去应酬了。”

这个“说法”，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电话时，还会说：“他出去‘应酬’了。”

“应酬”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去别人家打麻将、加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再继续打麻将”。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饭，或者吃喜酒，照我们家这种逻辑，就会很明确的在电话里直接说：“他们出去吃饭了。”虽然吃饭、吃喜酒，也都是“应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将”在内，我就不动用“应酬”两个字。这成为我多年来可笑的“术语”之一，就像我从小听“老陈”接起电话来，一定说“蔡公馆”，造成我的答录机到现在都还沿用这三个字：“……这是‘蔡公馆’的电话录音……”常被打电话来的朋友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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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间”虽然有麻将桌，可是麻将牌和麻将灯，却总是被收在储藏室里，只在牌局开始前一小时，才被布置出来。

这也很奇怪，因为麻将间从来就没有被拿来做过其他用途，照我懒惰的想法，就让麻将牌一直摊在桌上，岂不是方便得多？

但显然我们家还是很“士大夫”的，不大愿意把“玩物”公开陈列。这可能跟当时的法令有些关系，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小孩把麻将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直执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从小就不准摸麻将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帮着收牌盒。

于是麻将很清楚的，成为“大人的事”，成为需要一番布置筹备，才能顺利进行的“仪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学到家后，才能短暂的瞥见桌上的麻将牌。

这使得我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搞清楚过麻将要怎么打。

讽刺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没观摩过一轮牌局，我却“听”了无数的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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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那时候打麻将，下午四点半一定会送点心进麻将间去。

点心的变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长的不同，当然就各显神通。我们家通常是湖州烂肉棕、肉馄饨汤、红烧肉味煨面，或者有时候是买来的素包子。

等到七点半吃晚饭了，麻将间的门就打开，烟雾漫出，男客们嘻嘻哈哈，揖让入席，另一桌女客则叽叽喳喳，通常先往厕所去补妆，补好才上饭桌。

有时候有人“连庄”，设定好的“七点半”开饭时间，当然就被迫延后，这是场面就很有趣，如果是女客那桌有人连庄，已离牌桌准备吃饭的四位男客，就会踱到这四位女客的身后，吸着雪茄，审查一下自己伴侣的牌技如何。（家里若请两桌客人，通常是邀请四对夫妻。当然这夫妻是“广义”的，男客通常依照与这家人相熟的程度，来决定携带的是正房、是其他房、或者是女朋友。）

但如果是男客这桌连庄，则女客们绝少会踱进来看牌，都赶紧趁这个空挡，补妆上厕所去了，以免泛了油的花容月貌，被众男士瞧见。

等到众家宾客在饭桌边坐定，我们小孩也就会被要求上桌一起吃。所以家里饭厅的吃饭圆桌，向来是“载客”十二人以上的。

这一顿饭吃下来，我起码要听十几遍的“双龙抱”、“清一色”、“海底捞”，各家牌客把刚才牌桌上的惊险画面，一一口头重播，你笑我、我亏你，听得姊姊跟我一头雾水、七荤八素，虽不能领会他们的兴奋和惋惜，但确实知道麻将牌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离开家以后，越来越长看见各种因陋就简、穷凶恶急的打麻将法，有的直接把叫来的便当拿上牌桌，边吃边当边吃牌。我在北京还见到一副黑底荧光字的麻将，是专供“停电”时继续摸黑夜战的。看见麻将牌这么赤裸裸的融入了民间疾苦，我们家以前那种手续繁复的“揖让而上桌”牌局，反而变荒谬了。

童年滴答滴我家的铁达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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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是从轮船上拿下来的。

其中有一对绷皮木骨的扶手椅，皮垫边缘钉满了黄铜圆钉，坐起来很舒服。

“那是老蒋总统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爸爸告诉我。

还有一架重得要命的望远镜，可以望很远。我有时候站在我们家的窗边，用这架望远镜望向三条马路以外的行人，看他们过街时的表情。可惜不能看太久，因为以前轮船上用的望远镜很重，拿一阵子就手酸了。

皮椅和望远镜，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轮船”？

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指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一家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

这家公司的所有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中国的“铁达尼号”。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迫，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