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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对他们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对于我来说这“似现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似噩梦”的现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却能阻止噩梦转变为现实。

幸亏我还没有失去理性。

我，奶奶，还有母亲，是忍让了太多，压抑了太多。

我暗下决心，即便我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正，也不会再容忍新的不公正。

二　。　信贷消费之先驱

1998年9月7日，《北京青年报》的“金融时代”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百盛购物又添新招　大型家电分期付款——一周来咨询者数万”；右下角有一张商家与我妻子“交接”电脑的新闻照片，说明文字是“邓老师拿到了分期付款买到的电脑”。

文章称：“邓老师也同许多京城老百姓一样，首次在现金消费以外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

“邓老师是百盛接待的第一位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她与爱人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月收入加起来仅有2000元钱，唯一的女儿今年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业，能够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女儿最大的愿望。为了这台电脑，邓老师一家省吃俭用已攒了三年钱，每月还要从牙缝挤出150元为孩子租电脑。”……

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想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字不差。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一下车父亲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公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