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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江青”，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