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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4页）

但我很快就体会到外公所说的“不方便”。

由于没有手表，又没有教学经验，我总是掌握不好时间。讲快了空堂的时间太多，讲慢了又拖堂，完不成教学任务。班与班的情况还不一样，课堂上提问﹑维持纪律﹑解答问题所需要的时间都不相同，讲课的节奏也要随之调整；没有表就心中无数，不是快就是慢，搞得我很苦恼。

一九六六年寒假，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里屋，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买块表。”

他们看着我，又互相看了看，好像感觉意外。

过一会爸爸说：“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我扭头出了屋。

不论他们怎么商量，我都拿定了主意。

从工作以来，我给家里的钱也够买块表了，买表也不是跟他们要。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先不给家里钱，自己攒钱买。

过一会他们出来了，爸爸面无表情地说：

“明天你妈带你去买表。”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不需要我的“第二套方案”了。

第二天，在离家不远的前门“亨得利”表店，我挑了一只一百块钱的上海牌手表。

这是我的第一次据理力争。

工作之后，外婆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凶了；转而变成冷淡，很少和我说话。

她的心态实际没变。有一回家里就我和老三吃饭，正吃着，外婆过来，把另一盘菜放在老三的跟前，那意思是显然的。

我如同没看见。

老三看看我，有些过意不去，但也不敢让我；他三口两口吃完起身走了，那盘菜一点没动。

他本应当心安理得地自己吃。

看得出来，他们对弟弟妹妹的言传身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功。

妈妈却像是到了更年期，爱发脾气，可从不向自己的儿女发。

有一次在家，我正看书，妈妈怒不可遏地冲到我的跟前：

“是你吧！上完了厕所也不冲干净！都臭死人了！”接着是一大套的埋怨。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即便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屑和她理论。

她自觉没趣，回转身解嘲地说：

“无敌当了老师变了嘛，真有涵养。”

我不再像小时那样“顶嘴”，对她的无名火我都是如此的处理。

因为作为教师，我已能在人格和品性上给自己和他们定位。

四　。　反党小集团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意“闹”得不一般。

先是批判“三家村”，随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红旗》杂志社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北京城里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

密云县远离城区，这里的黎明还是静悄悄。

但是家在北京的老师消息灵通，知道那里已经“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心里颇有些不平。

六月十四号，几个北京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再也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批评学校党支部按兵不动，敦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发起人里就有救我一命的李老师。他们拿着大字报找我签字，我不假思索地签了，总共签名的有六个人。

大字报上午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