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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荷叶田田（第2页）

5月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为现代企业，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弄潮儿”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此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

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活生生的新闻。

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赵明非将它们在地上一字排开。

“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一旁站立的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一嗓子喊开了。

这年的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以一场“摆摊秀”轰动了全城，以此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

“给公务员松绑。”一时间，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除了上学的学生，看不到闲着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

而这还仅仅只是今年下海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现在，这股浪潮正席卷着人们。继续捧着“金饭碗”还是下海“摸鱼”，成了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选择。

在体制内成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站在了“安稳VS财富”的十字路口。

一趟南国之旅，使得创业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由此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的“下海潮”，也改变了这些曾端着“金饭碗”的人的命运。

最终，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开启了又一段追逐财富梦的时代。

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员上一次的集中“溢出”，还是在80年代中期。

由于计划经济刚刚转向有限度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属于半遮半掩状态，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企业任职。比如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而现在这一次，随着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经济开始起步，民营企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

这一拨下海潮中，不仅是许多大学生也把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梦想，而且许多体制内的人都勇敢地下海创业了。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员“下海”，大多数人都留了条后路，多为“停薪留职”，不打破铁饭碗。也就是说，如果创业不成功，一旦“呛水”，还可以再回归体制继续工作。

国家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当然，这是后话。

虽然外面正是这样的形势，可是王建浦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一些，到底和自己又有何关联。他心想：难道说，单位领导也有派遣自己出去“下海”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