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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章（第1页）

还有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26岁时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和分阶段设想，被斯大林称赞为是个贡献；后来又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改组，扶持王明上台。1938年37岁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从武汉起程，离开他为之奋斗了4年的中国。当他在郑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八一南昌起义消息像火焰一样传播开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疟疾仍然在折磨着他。他胳膊上仍然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抑或你实际上多么忠实于斯大林本人。“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当了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副经理。他对这项新的业务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还没有熄灭。他相信还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德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内特说，鲍罗廷给人一种“被废弃了的火车头锈在岔道上的感觉”。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岔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气，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鲍罗廷总是守口如瓶。

他诸事不顺。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迅速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理论的发展有何贡献，却着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不允许在苏联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为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他1903年脱离“崩得”加入布尔什维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崩得”。

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鲍罗廷活到67岁。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首先报道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时间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营仅仅活了两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他特意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鲍罗廷一直到1964年才恢复名誉。起因是中苏分裂。莫斯科为证明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革命，重新抬出了鲍罗廷。

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80岁诞辰。当年广州的同伴切列潘诺夫将军在《莫斯科真理报》里页上发表文章：《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者》，旁边附有一张鲍罗廷在中国拍的照片。结尾处说：“1949年2月，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期间，鲍罗廷开始遭受迫害，并于1951年去世。现在，党已为他恢复了名誉。”

因为中国，他失掉了名誉。又因为中国，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曾经有过许多头衔，许多化名；参加过许多组织，经历过许多风浪。活着的时候有人请他讲讲传奇经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阳光下长大，不是吗？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鲍罗廷回国去搞木材和造纸的时候，陈独秀在国内成了托派领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不致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为反共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