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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1934年5月17日，苏区《斗争》杂志第61期发表董必武的文章：《把检举运动更广大地开展起来》：“检举运动的火焰已到处燃烧起来了……这一运动尤其要与肃反工作密切联系着，经由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可以暴露埋伏在地方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对反革命容忍的人。”

5天后的5月22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193期撰写社论：《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进，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愈是积极”；“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即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评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董必武以宽厚著称，张闻天以冷静闻名。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每一临时的问题，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不能有丝毫的等待”，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在当地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

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

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

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

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团”、“取消派”、“改组派”的。

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

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

“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

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