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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会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〇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到，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