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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0章 四大家族（第1页）

宁波，古称鄞，汉时属会稽郡，唐时改余姚郡，宋时又改明州。洪武十四年，为避国讳，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改称宁波，领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二州。

宁波城的西侧是一马平川的宁绍平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乃浙江最主要的产粮区。北侧毗邻杭州湾，东侧是星罗棋布的昌国州，后世称为舟山群岛。

南侧是狭长的海湾象山浦，内陆河流绕城而过，外接东海，水上交通十分便捷。自唐以来就是东海诸国与中华大陆的互通港口，也是大明藩国入贡的唯一港口，除了海鲜，最大的特产就是商人，也包括海商。

月湖，又名西湖，位于宁波城西南，开凿于唐贞观年间，呈狭长形。南宋绍兴年间，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十洲胜景，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着名学者杨简，这些风流人物都曾在此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着书，给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清明刚过，阳光普照、繁花盛开，月湖周边游人如织。西侧一里左右有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庄园，内有连接月湖的水道，在其中形成一个小湖，岸边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格调优雅。

此时正有四位老者围坐在水榭凉亭之内，石桌上摆着茶点和棋盘，像是亲朋好友小聚，但每个人脸上的神色都很凝重，又像是在商议重大事项。

如果让本地人看到，肯定会大吃一惊，这四位居然是宁波府最显赫的四个大家族代表人物。

发髻灰白者叫杨德周，字齐庄，镜川杨家家长，景阳六年（1610）举人，时53岁，授山东高唐知县。

微胖面黑者叫陆懋龙，字冷尘，60岁，月湖陆氏家长，万历八年进士，历任合肥知县、礼科给事中。

个高清瘦者为张邦仁，字上方，槎湖张氏家长，59岁，景阳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

三缕美髯公是屠本畯，字叔田，鉴桥屠氏家长，55岁，以其父恩荫，任太常寺典薄、礼部郎中。

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本人和所代表的家族除了有权有势又有钱之外，还都名声不错。像修桥铺路、开办学堂、乐善好施的事情没少做，不能说深受百姓爱戴也称得上积善之家了。

“小弟获知两位兄长皆返乡，心中就有不详之感，岂料还真是如此。有此昏君在朝，我辈哪还有出头之日，江山社稷难安啊！”

杨德周年岁最小，养气功夫也练得最不到家，一杯茶还未喝完就忍不住抱怨开了。不过他说话的方式挺有讲究，并没提自己的事情，而是为张邦仁和屠本畯打抱不平。

两个月前，举子杀人案尘埃落定，参加群殴的举子们毫发无损，暗中煽动举子们闹事借此向皇帝施压的官员们却损失惨重。礼科给事中屠本畯恰好参与其中，事后不得不主动上疏请辞。

杨德周没有参与举子杀人案，因为他在山东唐县任知县，即便心底对新政也有很大怨气，可根本没机会入京，算是躲过了一劫。

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一个月前山东来了位巡抚周道登，人还没见到呢公文先摆在了各州府县衙的案头上。内容只有一个，从今往后山东官员的考核不再由外察决定，而是采取一种新的模式，积分。

根据当地的情况不同，在不大面积影响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产量的前提下，每季番麦番薯增产多少石会换算成一定积分。各州府县在发展手工业和工厂方面也会有不同系数换算成积分，而商业税的多少还会换算成积分。

总之一句话，在不加重赋税比率的前提下，谁管辖的地区粮食产量高、荒地开垦多、手工业和工厂发达、缴纳的商业税高，谁的积分就多。

从此之后山东官员的任免升降不再由吏部管辖，也没有廷推了。完成一定数量的积分属于合格，低于标准的官员会被撤换，高于标准的官员会被提拔，并获得皇帝的奖励。

除此之外，新巡抚周道登还带来了几十名年轻胥吏，被称作新政督导。这些人会被派遣到各州府县任职，协助主官做好新政的推广工作。

曾经的吏部尚书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巡抚，与当年的内阁大学士李贽去当两广总督何其相像。对于这个变化，一部分山东官员明白是为什么，也都知道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不主动上疏朝廷请辞，免得因为推行新政不利遭到贬黜。要不就改弦易辙投入新派阵营，从头学习新派的执政理念，争取获得一些政绩，保住官位。

但有一部分山东官员并不甘心，经过私下联络决定一起上疏请辞，一方面是向朝廷表达情绪，一方面也是在试探皇帝的反应。

结果反应来的很快，凡是请辞的官员一律获准，还加了一条皇帝的批注：在朝廷用人之际急流勇退，辜负了朕的信任，贬为庶民永不录用！

这下一起上疏请辞的官员们全傻眼了，用辞职要挟和自我标榜是官场惯例，挨骂了会辞职、意见不同了会辞职、遇到难题了会辞职、看不惯了也会辞职。

但辞职并不代表远离朝堂，更不是政治生涯的终结。往往还会获得不错的名声，只待风向一变，会有大把机会重返朝堂。

寒窗苦读十几载，为的不就是一朝得中好入朝为官嘛。现在倒好，刚撒撒娇就贬为庶民永不录用，必须属于政治迫害，而源头只有一个，新政！

如果说前几年江浙士绅们谈起新政大多嗤之以鼻，随着广东福建两省的崛起和朝中权力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新政的威力，并随之改变了态度。

但和广东、福建的士绅群体不同，江浙士绅们没有主动改变之前的经营模式，试着加入到新政中去谋取更多利润，而是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抵触情绪和厌恶感，进而将之视为你死我活不可共存的仇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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