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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第1页）

●2月4日

这个星期真是让人难过到了极点：伊朗陷入全面革命[61]，五角大楼一方面坚信他们可以继续向伊朗倾销武器，另一方面又疯狂地试图转移或者隐藏那些已经（不明智地）卖给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又鲁莽地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中国人的幻想之中，坚信有一天，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中国人爱上我们。就我们运送给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两年前在无人问津的书中[62]所写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卖给了谁，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最终会落在谁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想不到这一点的人们还要寻找借口吗？

……不管怎样，我必须让自己正视这一痛苦的现实：过去三十年里我的所写所说，常常超前于我生活的时代，当政治和新闻机构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观点时（有时候已经太晚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是我先提出这些观点的。我发现能像我这样一直准确预言时事发展趋势却未能产生什么影响，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2月23日

国际事务中具有威胁的重大事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到攻击，美国大使在阿富汗被杀，中国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涨价并出现短缺。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政府的表现遵循了美国政治最糟糕的传统：几乎只关心国会的意见，完全不在乎行动带来的外界影响；只在乎强硬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大量浮于口头的虚张声势。这些都只迎合了国内的听众，完全不在乎对外影响。我们在一天之内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许进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从来就没想这么做）；向北京发出警告：不要进攻台湾（中国人更没那么想过）。之后，我们又义正词严地警告苏联不要干涉伊朗（我们自己却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综合以上所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算兵力多于目前的这二十多个师，也无法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将动用武力。

●4月18日，华盛顿

我出席了东西方协调委员会董事会（boardoftheitteeoneast-westaord）的会议……观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片子强调了核爆炸后果的严重性。该片没有党派倾向，公道理性，实事求是……

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的活动多半比较单纯，不过考虑到这一切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他们反对的派系在这场斗争中势头正劲，就难免为他们感到一丝的悲哀。我对自己的会员身份尤其是董事会的职务，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让我的观点跟任何群体的想法混为一谈。但我担心，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会泄气，他们是美国唯一致力于平衡和改善美苏关系的组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5月4日，普林斯顿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至于富兰克林&iddot;德拉诺&iddot;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ldo;首先使用&rdo;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63]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