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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1页）

●9月5日

离开欧洲时，对这个完全被我浪费掉的夏天，我这样对自己说：写吧，你这个浑蛋，写吧，拼命地写，疯狂地写，对自己施以重压，因为上帝还为你留着时间。直写到你两眼昏花，直写到你双手痉挛，直写到你因为疲惫从椅子上跌下。只有奋笔疾书，你才能从冷漠的心灵里走出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想着休息，也不要想着放松，更别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创作，才能去芜存精。语言训练能够克服你天生的懒惰和淡漠。

宗教导师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真正不喜欢自己，那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拥有美德的开始，这样看来我距离圣洁的边缘越来越近了……

我生病了，当然，是一种顽疾，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我决定这一次不再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治疗，也不逃到骗人的医院病床上，躲到护士的保护之下。如果我不能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让自己陷入的混乱，包括我承担的职责，包括漫漫长路上我必须找到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让该死的伤痛尽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来，就堂而皇之地来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肉体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终达到一种清晰的认知与和谐。宁愿如此，我也不要借助欺骗来自我治愈。

●11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pasadena）

脑子里全是关于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亚的事。要嘲笑这里很容易，奥尔德斯&iddot;赫胥黎（aldo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它只是自我谴责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有几百万之多，是奇迹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里，逐渐滋生的焦虑让他们变得自负而保守。作为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嘲笑他们的时候，尽管我们仿佛是局外人，但其实真正愚蠢的是我们自己。

我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石油和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液体，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轻易将它们开采出来，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帮忙也做不到。这个地区的人与汽车时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着宝贵的资源，也分享着当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这里的资源相当匮乏，又至关重要。尤其是水资源，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几百里之外引水过来，不久以后，就要从千里之外引水过来了。同样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对那种昂贵而浪费的小工具‐‐我们叫它汽车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实际上，从出生到接受教育、购物、工作和娱乐甚至恋爱，到最后的死亡，生命进程中的每一步，这里的人们都离不开它……

暂且把我对眼前这些人的忧虑放到一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责备和批评他们，但这里的人，与过去的美国人，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别。我很难给这种区别下定义，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此的认知也极其有限。

请容许我夸张地形容一下。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当一个人在政治和需求上获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满足时，他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喜欢玩乐、喜怒无常、缺乏理智、不爱思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俊美的外表和发达的肌肉；行事鲁莽、行为放肆，通过盲目追随某种潮流来维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加利福尼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还都处在童年时代，无法做出成熟的承诺，能承诺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童年世界的认知。当清算和苦难的日子来临时，我想他一定会像孩子群中最残忍无情的孩子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别人；而其他人毕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奴役。在这种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坎坷历程中艰难构筑起来的价值观突然之间就被丢弃了。

如果我说这里的政治生活有些&ldo;拉丁化&rdo;，那也不代表我对拉丁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所怀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亚跟它的气候一样，就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民主会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绪化的民众建立，再由一个备受欢迎、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来领导。到那个时候，这种政治体制一定会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在强大的教会和传统的影响下运转，与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处。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注定错误的结果，一开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不像罗马，后者是从混乱的原始专制政治中诞生出来的、以法律和传统为框架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难道不会颠覆我们最基本的政治传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严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952年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