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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1页）

至于苏联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我建议对它们差别对待。我想，对从来不知自由和人权为何物的人讲自由和人权是毫无意义的。我再次强调，除了宣传我们的实力，应该采取低调柔和的方式宣扬我们的长处。我觉得，让别人相信我们有实力比让别人相信我们正确、善良、富有理想更重要。

●7月25日

下午我接到汉密尔顿&iddot;菲什&iddot;阿姆斯特朗[51]的电话，大致内容如下：在三年前发表的署名为&ldo;x&rdo;的文章里，我对遏制政策已经有所阐述。这种政策至今只在欧洲付诸实施。朝鲜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有必要开始在亚洲推行这一政策。他打电话来是想让我再写一篇文章，这一次署我的本名，详细阐述遏制政策对亚洲的意义。我们在亚洲大陆遭受了怎样的境遇？我们如何摆脱不守信用的领导人拒不合作的困境？在这方面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而避免他们被共产党所利用？遏制政策的底线在哪里？应该怎样准确地去描述它？投放在亚洲板块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有效范围在哪里？

针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当即给他任何答复，但答应一两周之后去纽约出差时约他见面。也许那时我会给他答复。

晚上在加拿大大使馆参加晚宴……对我们所持的中国政策，弗兰克斯[52]明显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蒋介石恪守承诺，正是我们的行为将中国共产党逼入了苏联人的怀抱。我向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台湾问题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必须当成整个远东地区问题的一部分。不管谁说台湾必须归共产党领导，以促成中国共产党不受莫斯科影响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无异于在说，如果为了同样的目的，整个远东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有可能还包括日本，都应该归共产党领导……弗兰克斯说，英国人对这些事情有更长远的看法：他们的着眼点是，到了2000年，形势会怎么样。在向着这个长期目标孤独前进的过程中，无论随之而来的是磨难还是倒退，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比日本更重要，我们应该优先考虑。

我说，他的这种想法让我很吃惊；因为对我而言，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国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赖……

当我说起麦卡锡的事情时，埃夫里尔&iddot;哈里曼的话让我和奇普都感到有些惊诧，也忍不住要发笑。他说：&ldo;你们国务院的人&rdo;必须认识到向公众坦承自己错误的必要性；&ldo;你们&rdo;不能像处理中国问题一样，继续向政府提交白皮书，来洗白&ldo;你们&rdo;所犯的错误；&ldo;你们&rdo;必须与公众建立起一种完全坦诚的关系，不要假装&ldo;你们&rdo;总是对的，等等。我们俩都没有理会这种挑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争论谁应该为中国政策承担责任毫无意义。但是，我们俩马上回想起一个事实：《雅尔塔协定》刚刚签订时，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会议内容的信息，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里，对此也一无所知，而埃夫里尔一直是总统在雅尔塔的顾问；同样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代理国务卿毫不知情，还一直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拍电报，提醒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进行调停。

●7月28日

在上午的整个讨论中，我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反对同事们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美国政府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我们还希望继续坚持联合国的原则，包括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组织，它最终能够通过除战争之外的各种手段调解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它能够积极发挥作用而不是坐视不管，那么我能够理解，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拥有一席之地。依我看来，让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并没有任何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坚持保留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造成了亚洲目前混乱的局势和并不明朗的前景。我们的动机一直备受质疑，我们被人怀疑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帝国主义动机……

这一观点遭到波伦和杜勒斯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会扰乱美国的舆论，降低民众对总统加强国防建设的支持率，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国务卿的支持。我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更担心这种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公众的情绪刺激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国防事业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公众这种激进的情绪比起对国家利益冷静、理智的评估，更能决定我们的行动。在我看来，我们的立场好像隐含着一种理论，那就是归根结底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只是五十一个国家抵制苏联的工具而已。这更进一步隐含着，我们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远东政策将会基于一种情绪化的反共心理，这将使我们忽视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衡及其价值，导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每股力量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这不仅会破坏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也会破坏其他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并超出我们给予军事援助的能力。我说过，这是因为我们对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信念，让他们以为我们在亚洲的实力很雄厚，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力量非常薄弱。只有实力非常强大者才能够每天都趾高气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去理会各方反对势力可能达到的平衡。弱者只能接受现实，并尽可能地让现实中的一些优势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