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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51]　以赛亚&iddot;伯林，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ldo;二战&rdo;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52]　欧内斯特&iddot;贝文（ernestbev），英国工党领袖，外交大臣。

[53]　伯恩斯委派自由记者马克&iddot;埃瑟里奇（arkethrid）去报道苏联压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问题。该报道中的批评之语对苏联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54]　克莱门特&iddot;艾德礼（clentattlee），英国首相，工党领袖。

[55]弗里曼&iddot;马修斯是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负责人。

[56]　弗兰克&iddot;罗伯茨是凯南的朋友，在英国大使馆工作。

[57]　亚历山大&iddot;卡多根（alexandercadogan）是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

[58]　谢苗&iddot;察拉普金（seyonktsarapk），苏联外交官。

第五章

冷战（1946年‐1950年）

1946年

1946年，凯南没有定期写日记。不过，这一年中，他留下了大量文字。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撰写了措辞优雅、情绪激昂的&ldo;长电报&rdo;，该文在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中间广泛传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他们探寻苏联行为根源时最权威的参考资料。在这封长电中，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驱使，现在又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外国敌对势力来证明其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凯南坚信，与这样一个难以妥协的敌人谈判，收效微乎其微。美国在面对苏联政府时，既不能妥协，也不能诉诸武力。同时，华盛顿应该强化美国行政机构并重建西欧。

凯南急于想唤醒更多的民众，曾考虑从美国国务院辞职。但他在别人的怂恿下重返华盛顿，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成为华盛顿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1946年至1947年，凯南在那里给军事和政治官员讲解了与不久后的&ldo;冷战&rdo;相关的前景和问题。为了准备这些演讲，凯南阅读了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听取了战争学院政治和军事专家的座谈，反复推敲自己的想法。他甚至自学了核武器方面的科学知识。通过这些学习，凯南得出了最终的结论，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ldo;遏制政策&rdo;。

以下文字是凯南在阅读书籍和在美国战争学院听取演讲报告时所做的笔记，没有标注日期。他利用这些笔记准备演讲，发展他的战略观念，这些观念也是他后来数十年思想的初步体现。

5月，凯南回到了美国，家人也随之迁往华盛顿。每到周末，凯南和家人基本上都会去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读书笔记：伯纳德&iddot;布罗迪编，《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苏联人确信，他们有能力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与其行为相矛盾的承诺。他们也同样确信，通过在其他工业大国内布下的强大情报网，他们有能力刺探和揭露那些国家准备违背国际承诺的企图。他们明白自己能够利用那些国家的舆论力量遏制此类企图。苏联关于信息共享和共同放弃核武器的建议书，正是基于上述确信才得以起草的，目的是为苏联创造条件（尤其是在专业技术方面）制造核武器，同时制止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核武器……

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上述情况去制定和实施战略部署，以强迫苏联政府要么接受对其不利的战争（这是绝对不可行的），要么遵守承诺改过自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牵制苏联政府，直至他们疲于这种游戏……

核武器威力巨大，这难道不意味着为了避免互相毁灭，我们必须回归18世纪的战略政治思想？完全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1。在最好的情况下（苏联没有核武器，且缺乏向我们来使用核武器的相关设施），那意味着我们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并最终占领苏联领土；2。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我们双方要同归于尽。因此，我们的对苏战略政治目标应该受以下因素的制约：（a）防止苏联政府的势力扩张到对美国或英国来说关键或重要的区域；（b）维持与苏联人民的信任和友谊，同时向苏联国内误将苏联与西方世界看成战争关系的势力阐释清楚，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

我们可以冒险放弃把解除或者摧毁苏联武装力量作为战略目标的想法吗？

可以。我们必须放弃，因为无论是解除还是摧毁苏联的武装力量，都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承担起对苏联的政治责任。我们是否有能力或意愿为承担上述责任而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这让人怀疑；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在道德上也无法保证这会达到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必须让苏联人信服，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解除武装，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

[在阅读了克劳塞维茨[1]的著作之后，凯南推断，在20世纪，全面战争的潮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关于全面战争）已成过去时的结论，得益于最近的两条启示：1。核武器的出现，可以消除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2。在大国战争中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大国需要承担的政治承诺越来越多。对战胜国而言，发动一场毁灭性或颠覆性的战争会招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责任，而这并非他们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