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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第2页）

这与多多所说的并不相符。多多说被褥是女人自己放到地上的。也没有点蜡烛，搬液化气瓶，开煤气的情节。相反他证实，当他离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进入到了现场。

这个人是谁？

为了履行一个民警的职责，张某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向专案组作了汇报。结果多多刚穿上的正式警服又要保不住了。即便他没有杀人，警察嫖娼也是不许可的。

多多警官被当做嫌疑犯被刑拘了。

在询问过程中尽管多警官表现正常。但是，预审警官知道，这是精心准备的结果。这种高智商的人杀人后一定反复盘算过一旦被发现，应该怎么回答预审警官。不过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杀人。如果是第一次，便一定会有想不全面的地方，有漏洞。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反复询问便一定会有结果。

“，，”一开始，多多什么话也不说。

如果嫌疑犯坚持不开口，警察拿不到口供，从而得不到线索，找不到证据。这个案子便不能成立。警察必须放人。可是面对警察咄咄逼人的问话，很少有人能坚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被询问的人处于人困马乏，极其需要休息的时候。

在一场马拉松的审问中，多多出现了精神恍惚。他突然发现自己便是那个凶手。

韩某露案发后，媒体连篇累牍的披露了大量的现场的信息。当时的多警官对这个案子又特别关心，对那里又十分熟悉，使得多多好像自己亲眼看到了现场一样。

重新勘察现场之后，在现场检测到了多多的DNA。在多多的住所也发现了韩某露的东西。韩某露的尸体虽然已经火化。但是当时在她身上发现的精斑样本经DNA比对，发现与多多的DNA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做同一认定。

这是铁证。

与此同时，英生一直在监狱里喊冤。现在有了新的凶手，对英生的误判便可以重新考虑了。

警察的误判来自于英生自己的表现。英生到过现场，而且他去了每一个房间。那毕竟是他自己家。这样当时的场景只看了一眼他便全部印在了脑子里。自己完全不知道那便是犯罪现场。可是警察一问当时的情形，他全都回答出来了，而且都非常准确。例如液化气瓶被搬进了卧室，点燃了一根蜡烛等。而现场的情况不是凶手很难正确回答的出来。他又刚刚发现老婆乱搞，有动机。这便让警察误认为英生就是凶手。

可是同样的情节多多却回答不出来，只能诱供。例如，

“液化气瓶放到哪里了？”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报纸上都报道了。你拿我们当傻子呢？告诉你，你越装糊涂越暴露你的内心肮脏。是你当时在现场的证明。”

“哦，搬到卧室的床边了。”这件事虽然是他走后发生的，但是由于报纸早就报道了，他又十分关心那方面的报道，当然看到了。而且留在脑子里，好像一直如此一样。

很快‘韩某露被强奸案’有了结果。英生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被当庭释放。‘真正’的罪犯交警多多被批捕。随即对他进行了审判。

审判中检方称，检方认为，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属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辩护律师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放弃了无罪辩护，反倒承认了奸杀，要求减轻处罚。他说，鉴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程度不深，临时起意，且带有偶然性；犯罪情节比较严重，而非特别严重，且归案后自愿认罪、如实供述，有悔罪表现，建议应当从轻处罚。

检方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主观杀人的故意，因此指控犯罪嫌疑人强奸致人死亡，而非强奸、故意杀人。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检方未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也许是出于考虑死亡是在两个人争论嫖资的过程中发生的。但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应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两项罪名。首先，被告人是导致被害人窒息性死亡的直接原因；其次，在作案后发现被害人没有了反应，被告人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采取放任态度。造成被害人死亡，几个家庭破裂的后果。此外，被告人意图制造爆炸，破坏犯罪现场。虽然这一意图由于男事主的回家这一偶然的因素的出现而未能实现。但其主观意图仍然存在。

法庭上，辩护律师提交了被告人立功受奖的证书，认为被告人做协警、交警期间表现都非常好，曾经立过功。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动交代了作案过程，使案件中很多存疑且不好查清的环节得以厘清，情节属于比较严重，建议从轻判罚，“量刑上可以是有期徒刑14年，最重是无期。”

对此，原告律师表示，被告人作为警察知法犯法，工作岗位上的立功表现不能作为此案从轻判决的条件；此外，被告人如实供述是归案后在大量证据面前做出的，“有这么多直接证据证明你犯罪，在这些证据面前不坦白也不行。”主控方认为，此案量刑不适合在附加条件上计算刑期，“这个案件不在减轻量刑规范范围内，不应该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计算刑期”。

虽然多警官自己没有承认杀人，但是他的律师替他承认了。在高压下为了生存，中国律师的操守很值得怀疑。

幸好，张某顺又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韩某露的所有材料都检查过了没有？”张某顺问文件保管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