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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公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义固然可嘉，然《左传》所载史事，往往揭示其所讳之事，并非全然合乎道义。此等情形，又当如何以《左传》之例，证《公羊》之微言？强分‘义’‘事’，是否反而割裂了经传本为一体，互为表里之实？”

帷幕后沉默了几息，随即传来圣人的回應：“汝此问，切中肯綮。若以《左氏》之‘事’，直接比附《公羊》之‘义’，或以《左氏》一事之表象，判断《公羊》一义之是非，则确有相悖。此非《左氏》之过，亦非《公羊》之失，乃未能明辨‘事’与‘义’之不同层面，及其相处之道也。”

此言直指核心，不少人恍然，原来症结在此！

书吏笔走龙蛇，奋力记录，生怕错过一个字。

郑玄更是目光一凝，他感到对方正逐步逼近问题的核心。

帷幕后的声音继续道：“故而，解此结，关键不在于以‘事’代‘义’，亦非以‘义’废‘事’，而是当思如何以事证义。”

“以事证义？”郑玄目光一闪，追问道：“圣人之意，莫非是取《左氏》之史，为《公羊》之义作注脚？若如此，则《左氏》之史事，岂非成了《公羊》义理之附庸？倘若《左氏》所载史事繁复，其间曲折与《公羊》所取之单一义理发生抵牾，又当如何取舍？是以义裁事，强使史事屈从于义理？还是以事限义，令《公羊》微言因史事而有所折中？此中尺度，最难把握。若《左氏》之史事细节，与《公羊》所倡之大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损《公羊》义理之纯粹，又何谈以事证义？”

郑玄的每一问都切中要害，堂下众人听得心潮澎湃，暗道康成先生不愧是一代经学大师，这番诘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

帷幕后，谢均暗自调整了一下呼吸。

他能感受到郑玄这番追问的分量，也明白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这场辩论的走向。

“以事证义，非是将史事矮化为附庸，亦非强使一方屈从。试问，若无《左氏》所载文公行聘、宣公纳贿之具体史事，则《公羊》于纳女口实、赂者道行之贬，其义虽存，其微何以彰显？其警示后世之力，岂非有所减损？”

“此中奥妙，在于明辨体用！故曰：经义为体，史事为用！体用之间，非但并非相悖，实乃相辅相成，互为阐发。”圣人循循善诱，“《公羊》之义，其理昭昭，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物，则需《左氏》之史事，为其勾勒轨迹，描绘其形。”

经义为体，史事为用！

这八个字仿佛具有千钧之力。

堂下諸儒生，无论治《公羊》还是《左传》，皆是闻所未闻。初时错愕，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张大了嘴，笔都忘了动。继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精光，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出茅塞顿开的狂喜。

公孙延虽然双目不可视物，但听得此言，也是精神一振，不由得抚须低声赞叹道：“圣人不愧圣人，好一个经义为体，史事为用！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郑玄身躯微震，双目紧盯帷幕。

他一生治学，体系早已圆融，此刻却被这八个字撬动了根基。他沉默片刻，声音略带沙哑地开口：“经义为体，史事为用。此论石破天惊。然，老朽仍有一惑未解。若《左氏》之史事，其本身亦蕴含褒贬与史家之义，此用中之体又当如何处之？《公羊》之义为体，《左氏》之史为用，若《左氏》之史，其自身所呈现的倾向与《公羊》之义不合，甚至相悖，此用岂非反伤其体？又如何相辅相成？”

帷幕后的声音并未因郑玄的追问而迟滞，反而更显从容：“汝此问，更进一步，足见思虑之深。所谓体用，非是死板割裂，而是圆融一体。《左氏》自有其褒贬，此亦是史家之义，然其义多隐于事，需细察深究。与《公羊》显扬之大义相较，恰可为大义提供血肉与情境，使其不致空泛。若强求《公羊》之微言，字字句句皆能在《左氏》寻得毫厘不爽之对应，或因《左氏》某一记述细节与《公羊》简约之评判看似不符，便斥之为相悖，岂非买椟还珠？”

圣人稍作停顿，续道：“譬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书：晋侯、秦伯战于崤，秦师败绩。《公羊》曰：全言晋侯，重其为諸侯主也。此乃《公羊》之义。若无《左传》详述晋文公之德业、秦穆公之失计，乃至崤山之险要，秦师轻敌冒进之细节，则此重字之分量，后人如何能深切体会其为霸主之实至名归？若只因《左传》记述了晋军亦有隐忧，或秦穆公亦有可悯之处，便说与《公羊》之重相悖，岂不可笑？《左氏》之详述，正是为了让《公羊》之重，其义更为坚实，其微更为彰显，而非相互抵消。至于《左氏》自身之褒贬，若与《公羊》大义相合，则为佐证。若有差异，则当以《春秋》经文为最终准的，权衡《公羊》大义与《左氏》史笔之侧重，探求圣人立法之本意。”

郑玄反复咀嚼着“体用圆融，互为阐发”。

他沉思良久，方才抬首，语气已不复先前的诘问，而是带着几分求索：“圣人之论，层层深入，如拨云见日，确为老朽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然，体用之说，精微广大。实际运用之中，如何把握体不离用，用不害体，使两者真正相辅相成，而非顾此失彼，恐怕仍需学者深思熟虑，仔细甄别。尤其当《左氏》之史事，其细节之繁复，可能引出多种解读，如何确保所取之用，能精准阐发《公羊》之体，而不致牵强附会，此中关窍，还望圣人不吝赐教。”

帷幕后的身影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声音里透出几分悠远之意：“汝所言极是。体用之道，知易行难，存乎一心，亦在千百世之研读与践履。《春秋》之微言大义，乃圣人忧患之心，淑世之志所系。文字章句，不过舟筏。通晓舟筏之构造与用法，固然重要，然最终所向，乃是彼岸之道。至于汝所问，如何确保用能精准阐发体，此非一言可尽，亦无一定之规，唯有秉持公心，博览群书，互相比勘，反复求证，庶几近之。若执着于舟筏之辩，而忘彼岸，则亦是舍本逐末。大道至简，求索之路，漫漫修远也。”

梁王刘弥再也按捺不住，轻轻一拍几案，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目光灼灼地望向帷幕，声音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激赏：“圣人之言，振聋发聩！《春秋》大义，经此阐发，更见其博大精深！”

郑玄猛然抬头，目光清亮，似有所悟，又似有更多疑问涌上心头。他整理衣冠，敛容肃立，朝着帷幕那方深深一揖，双手交叠在前，上身躬至九十度，姿态虔诚而郑重，久久方才直起身来。

然而，这番领悟并未让他心满意足，反而如火上浇油，激起了更盛的求知之欲。

他略一沉吟，目光再次投向帷幕，续道：“圣人之言，令老朽茅塞顿开。然学海无涯，尚有數事盘桓于心，未得其解，还望不吝赐教。”

起初，他尚是一字一句，仔细斟酌着用词，唯恐有所疏漏。

但思绪的闸门一旦开启，便如黄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话语也随之连贯而急促起来。

“《洪范》一篇，言及皇极，注疏历来繁多。敢问此皇字，当取何义为本？建用有极，又如何与君道相合？”

“《士相见禮》中，宾主揖让之数，古今传承似有不同。此非细故，恐关乎禮意之变迁，不知圣人以为然否？”

“晚近以来，谶纬之说，弥漫朝野，或附会经典，或预决吉凶。其言或验或否，众说纷纭。敢问圣人，此谶纬之学，于圣人经义，究竟是辅翼，抑或歧途？若以为辅翼，其界限何在？若以为歧途，又当如何辨其源流，正其视听？此事实关教化人心，不容不察。”

问题一个紧随一个，从经文的字词考据，到禮制的源流演变，再到诸家注疏的异同辨析，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仿佛无数精密的探针，直指那些最为幽深隐晦的经义关窍。

帷幕之后，谢均安然静坐。

郑玄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转折，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语气变化，都清晰地传入他耳中。

凭借昔年侍奉郑玄左右时，日积月累对恩师治学门径的深刻揣摩与洞悉，加之此番论辩之前，得蔡邕、荀爽二公毫无保留地指点，将诸多可能出现的艰深诘难，在心中反复推演过不知多少遍

，早已了然于胸。

此刻听郑玄连番发问，纵然其中有些角度确有新奇之处，出乎预料，但他总能迅速捕捉到问题的核心。

待郑玄一问话音稍落，略作停顿，帷幕后的声音便从容响起，不疾不徐，引经据典，将复杂的义理剖析得条分缕析，清晰明了：“汝所询《洪范》之皇，古文多解。若从其初文体察，皇本象形，上古帝王冠冕之形也。故皇极者，非单取大义，乃天下立极之谓也。《周禮》之王与此皇，正为一体两面，内圣外王之道尽在其中。汝试以对立之见强分彼此，岂非买椟还珠？”

“至于《士相见礼》揖让之数，汉初诸儒确有争鸣。若考之《礼记》相关篇目，辅以简牍为证，可见汉初诸儒争鸣，实因未明礼之本意在于敬而非数。汝既通经史，当知礼失而求诸野之理，何必拘泥于揖让几次，而忘却礼敬之本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