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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祸一玄都观的桃花（第3页）

儒门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以义合，小人以利合。这个，我觉得把“政党”与“朋党”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的，就是朋党，为原则而支持、为原则而反对的，就是政党。

在我心目中，“朋党”这东西是政治中最可恶的存在之一，尤其是两党相撷，不分上下的情况，若说极端一点，我宁可用一个专制的帝王来换取两个相抵的朋党，因为，专制者，至少有“可能”作成一两件事，而朋党的合力，则可以确保“绝对”不会作成任何正确的事。

（顺便的顺便，题外话的题外话，今世之所谓“民主国家”，承平数十载之下，政党多有朋党化的趋势出现……甚至，连一些所谓的“新生民主国家”，统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却在真正体现出民主的强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党化，观之，真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

……

当然，宪宗所面对的朝政，倒还没有出现这种两党相角的情况，事实上，他倒还是有点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的朝堂之上，只有一党……在十年前因与永贞一党对抗而集结起来，并最终推动宪宗上位的官僚集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宪宗反对永贞革新，不是因为他反对改革，而是为了自个上位，一旦上位之后，永贞革新“权归于上，抑宦削藩”的思路，可就立刻对了眼，再加上旧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拥立有功，越来越觉得自个真是什么白玉柱紫金梁之类的重臣了，在这种情况下，换谁在上面当一把手，也会考虑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刘禹锡当然是个好人选，当年并肩搞革新的“二王刘柳”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赐死，向下数就是他了，何况他和武元衡还有私怨，更不用担心会被武系收编。从这种角度来看，刘禹锡的引起旧党反弹，简直正合宪宗心意，又岂会一怒贬窜？或者说，如果只是因为顶不住旧党的压力，那，他从一开始又凭什么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召回来？

要知道，从有唐一代的历史上来看，宪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安史之乱后就告沦丧地方的藩镇之权，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实质性的回收，中学课本都有选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宝之后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书赞曰“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许其以“刚明果断”四字，比诸前面德宗的“以强明自任”，比诸后面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评价真不是高出一点两点。

所以，刘禹锡的这一次被贬，有着更深的背景，要从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面说了，唐顺宗革新失败，被人假诏逊位，换了宪宗上来，虽然说，请老爹去当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规则，但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何况是唐宪宗这种“刚明果断”，恨不得功追贞观，勋比天宝的人物？而同时，要让这样的人放弃既有思路，把经已召入京中的永贞群臣再度赐罪，远放八荒，那又得有什么样的动力？

……翻开随便一本基础哲学，我们都会看到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场，你们之前的错误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错队，那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回来重新站队，继续支持我搞改革，大家还是好同志，但……这儿有个前提，你们如果还认识不到错误的本质是站队而非改革的话，那对不起，您那儿来回那儿去吧，腊月二八打个兔子，缺您还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严格说来，刘禹锡的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诗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以及他们并没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转变，没有回答好最上位者始终不曾问出口的那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忠于改革事业本身，还是忠于搞改革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用另外两段资料来回答。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

而在稍后，刘禹锡游蜀中，吊昭烈旧迹，居然留下了这样诡异的句子：“得相能开国，生子不象贤。”

……上面的文字中，“征”、“俄而”皆用的极可玩味，至于“得相、生子”之句，更让难以相信这只是在纯粹的讲古。

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刘禹锡的被流放，责任甚至并不在他个人（当然，作为这个集团时存的头号人物，影响力最大者，他无疑该负最大的一份责任），历史的真实，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制衡武元衡一党，也为了希望借用永贞一党的能力与执著，宪宗推动系列人事案，将二王八司马中残余的精英召还，更明白无误的放出“意图重用”的信号，想要换取他们的忠诚。

然而，也许是刘柳等人对顺宗的忠诚太过强大，也许是十年前的伤痛太过深刻，甚至，也许只是畏惧新党复用的旧党适时制造了流言与假象，总之，他们最终未能通过宪宗的考验，被认定为“不可靠”，而再度贬斥出京。

同进，共退，十年前，他们仓皇南去，十年后，他们以为看见春天，却发现那实在只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

但我们又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惜放弃掉重享荣华富贵的机会，再一次的回归到那些苦水恶地中去，无论他们少年得意时曾如何轻狂，这一刻，他们已将所有的债务还清。

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回报：失掉“现在”，却换来“永恒”。

我们这个古老的、历经沧桑的民族，始终，会给那些愿意为坚持原则而放弃物质利益的人给以甚高，甚至是最高的尊重，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乃至，不食美粮的自清先生。

清人尝作刻薄语，以苏小小李师师洪承畴钱谦益论名宦名妓之别，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后刻苦，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后享名，虽失庄重，却……又何尝不是无理？

对这种模式，我名之“有骨气的失败者”，中国人并非爱为失败者唱挽歌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在抛弃失败者时动作极快的民族，但同时，若失败者能保有骨气，却又能够赢得极高的尊重，甚至可以在文化结构中取得凌驾于胜利者之上的地位。

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正可以铨释老子的断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了现实目标而迅速转身的人群，心底却未必不在指摘着自己的“灵活”，而在出现了敢于“执著”的忠臣孽子时，新时代的顺民们，更会一边发着隐隐的痛楚，一边情不自禁的发出赞美。

因为，他们知道，那的确不能“支持”，但绝对值得“尊重”。

那都是我们民族的魂，灵活是，执著也是，不懂得“圣之时者也”的民族不会有“未来”，但举国都是贝当元帅的民族，却连“现在”也没法保存。

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并非最古老也并非最辉煌，却是最为气脉绵长的神奇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灭的边缘，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这种灵活与执著的奇妙结合，也是，原因之一吧？

说到这里，我们会明白，刘禹锡的桃花诗，本身或者不应该被称为“文祸”，严格的讲，这倒是历史给他的一份厚礼，作为永贞诸臣中最后的大人物和最执着的人物，历史，和历代的文士们，选择了他，来作为这个充满悲剧色彩和理想色彩的小集团的代表，让他们走入历史，走入不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