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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6页）

1736年，我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才4岁，因感染天花而夭折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痛心疾首，陷在深深的悔恨当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不给他事先种痘。

提这件伤心往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

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做父母的当然无法原谅自己，可是不种痘，我的例子业已证明，孩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种痘比不种来说相对生的机会大一些，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这个社团，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她的会员们也十分满意。

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12人。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团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承诺。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社团的纯洁，免得坏人混进社团，可是有些人我们难以拒绝。

我，作为反对放宽限额的人员之一，折中了一下做了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得泄露它与本社团的联系。

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民众的意见，因为我们社团的会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研究的论题，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结果向社团报告；因此通过这样集思广益的方式，我们社团每个人在事业上都可以得到提高。

而且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辐射到各分社中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影响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每个会员就开始组织他的分社团，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的，只有5、6个分社组织起来了，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

他们不但对会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好处，比如提供消遣，扩大信息量，增加教益等，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原先的期望相去不远，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对公众的舆论也有相当的影响，以后在适当时候我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事例。

1736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

第一年我倒是获得了一致通过，但到了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都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另一个候选人的当选，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我最后还是当选了。

我心里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外我还可以利用这个职位做些生意，赚些外快。

比如我可以同那些议员保持联系进而招揽印刷选举票、法律条文、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

这些生意，总的来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

我由衷地宁愿这位议员没有反对过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还很能干，日后必定成为议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后来事实果然印证了这点。

我不想对他阿谀奉承以期获得他的青睐，但也不想和他就此结怨下去。

后来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案。

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珍，当时就写了一张便笺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

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还给他，并附了一张便笺，热烈地表示我的谢意。

至此以后，我和他的关系有了转机，后来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还跟我打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情有礼。

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我，我们也因此成了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结束。

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以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它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

同时，这件事也表明冤家宜解不宜结。

1737年施保次乌上校，维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帐册方面的疏忽失职，而革了他的职，之后提议我继任。

我欣然接受了。

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方便了通信的往来，间接地改进了报纸，因而使得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进而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这一连锁好的反应使得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

而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馆，却相应地衰败了，当年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给我递送报纸。

我对他这行为没有采取打击报复，因为这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会计在生活中是相当有用的，这个费城邮务代办没有对会计给予相当的重视，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年轻人应该谨记这个教训，我们将来如果替别人做事，就该把财务理得一清二楚，规规矩矩地上缴款额。

做到这一点，他的品德就是他最有力的推荐书，可以为他谋到更好的职位，招徕更多的生意。

我开始把精力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物上了。

我先从小事入手。

费城的巡逻制度是我认为急需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