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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龙（第2页）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赵贞吉1550年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我们都知道，当年加多宝和王老吉打架，受伤的是和其正。历史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

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忘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张居正

3两虎相争

当帝国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1525—1582）敏感地体会到权力挤压后的窘迫感，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余味悠长地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肚量。

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在他当权期间，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遗诏的参与者。

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徐阶的处境和心境。

早年的张居正，曾在严嵩与徐阶的权斗中，看不惯恩师徐阶的隐忍退让、无所作为，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三年后，张居正重返京城，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三年前的冲动，简直就是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

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气压，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

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入阁拜相，必当同心戮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导下，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大多数均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本质，也是不能说出来的本质。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着。

高拱与张居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回护下，终于免受追责。

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到底有无这回事儿？张居正指天赌咒后，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

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