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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2章（第1页）

注释12345《明通鉴》卷八，熹宗天启七年。

678910《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三八《奸臣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明史》卷二六○《袁崇焕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晚明民变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ldo;皇庄&rdo;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ldo;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rdo;1。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谬，其庄田亦有400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300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60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ldo;天地之租&rdo;。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ldo;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rdo;2，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ldo;民间田土搜刮殆尽&rdo;3。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ldo;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rdo;4。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ldo;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rdo;5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ldo;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rdo;、6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850多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420多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220万顷减至23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144万顷减至41万顷，减少额竞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600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创建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ldo;加派&rdo;，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3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ldo;辽饷&rdo;，每亩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9厘之外再增收3厘。&ldo;剿饷&rdo;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ldo;练饷&rdo;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ldo;三饷&rdo;之合。每年多达2000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ldo;三饷&rdo;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ldo;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rdo;7，&ldo;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rdo;8，一时间，&ldo;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rdo;9。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人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敌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ldo;恩威并济&rdo;、&ldo;招抚&rdo;为主策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32营，共有20余万众，分3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