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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一等功（第1页）

这里面余切则说的更加实在：军旅文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大爆发，一方面是国家有意给资源；另一方面是过去军旅文受限太大，不得写许多方向，片面强调宣传桶蘸的属性……现在一放开，自然让创作者们进入到了自由王国。...

三月的风还带着西北高原的寒意，但武威城外的沙枣树已冒出嫩芽。我和林晚坐了一夜绿皮火车，清晨抵达这座被黄土与戈壁环抱的小城。站台上人不多，几个裹着头巾的老妇提着竹篮叫卖烤土豆，蒸汽机车喷出的白雾在冷空气中缓缓升腾，像一封未拆的信。

我们按着当年那封短信上的地址寻去??西关街七十三号，一个藏在巷子深处的平房院落。门牌早已斑驳，铁门半掩，院子里堆着旧农具和几袋玉米。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晾衣服，听见脚步声回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惊疑。

“您是……陈秀兰阿姨？”林晚轻声问。

她怔了住，手里的木夹掉在地上。“你是……那个回信的女孩？”

林晚点头，从包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纸，正是当年那封改变她命运的读者来信。陈秀兰接过它，手指微微发抖，嘴唇动了几下，终究没说出话，只是转身进了屋。片刻后，她端出两碗热茶，放在院中矮桌上，又拿来一碟自家腌的辣萝卜。

“我没想到你还记得。”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那年你才十六吧？刚考上县中学，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要你退学去广东打工……你说你想读书，可没人听。”

林晚眼眶红了：“是您写信说，‘别怕，有人听着呢’。我还以为是个编辑，后来才知道，您只是个普通读者，在粮站做会计。”

陈秀兰笑了笑：“我不是什么编辑，但我读过你们杂志上那些故事。我知道，有些话不说出来，人会憋死的。”她顿了顿，“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灯下，想着自己这辈子也没人真正听过我说话。我就想，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的字句多撑一天，也算值了。”

我静静听着，想起赵教授临终拼出的那句话：“写作不是为了被记住，是为了不让别人孤独。”原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早已有人默默践行。

午后，陈秀兰带我们去了她的老单位。粮站早已改制，原址成了一家小型社区文化中心。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照片，其中一张摄于1998年，一群妇女围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笔和稿纸。照片下方写着：“武威市妇女读书会?第一期记录”。

“那时候我们自发组织了个读书会，”陈秀兰指着照片里年轻的自己，“每月一次，轮流朗读。有人念诗，有人讲自己的事。后来我就想到给你们杂志写信，也鼓励别人写??不只是投稿，而是把心里的话寄出去。”

林晚忽然问：“现在还有人参加吗？”

“早散了。”她叹了口气，“孩子们都走了，留下的忙着生计。去年我想重启，贴了通知，来了三个老太太，坐了一个钟头，说了半句闲话就散了。人老了，连倾诉的力气都没了。”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新录音机，递给她：“试试这个？我们可以录一段‘声音档案’，放在这里播放。哪怕没人说话，也让这屋子有点声响。”

她迟疑地接过机器，按下录制键，清了清嗓子：“我是陈秀兰，六十二岁，住在武威西关街。今天有两个客人来找我，一个是当年我写信救下的女孩，一个是她丈夫……我不知道这话有没有人听，但我想说，我不后悔那封信。哪怕只照亮了一小段路，也是亮过。”

录音结束，她笑着擦了擦眼角。我把这段声音上传至“万家录音”的云端，并标记为【001-甘肃武威】。

第二天，我们去了当地一所乡村小学。校长听说我们的来意，立刻安排了一场“倾听课”。教室里坐着二十多个孩子，最小的不过七八岁，最大的即将初中毕业。我拿出录音机，告诉他们：“今天我们不讲课，只做一件事??问问身边的人，小时候最难忘的一天是什么时候？然后录下来。”

起初没人举手。直到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我能问问我奶奶吗？她总说以前饿得吃树皮……可我不敢问。”

我点点头，陪她走到校门口。她奶奶正蹲在墙根晒太阳，听见孙女的问题，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

>“最难忘的是1960年春天，我十岁。那天饿得走不动路，倒在麦田边，以为要死了。突然有个解放军叔叔递给我半个馍，他自己啃着野菜团子。他不说名字，只说‘挺住，日子会好的’。

>我活下来了，每年清明我都去烈士陵园转一圈，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听着呢。”

小女孩一边录一边哭，录音机差点摔在地上。我帮她稳住，按下暂停，轻声说：“你奶奶的声音很珍贵，别让它跑了。”

回到教室，已有五个孩子完成了采访。有个男孩录下了父亲讲述九八年抗洪时跳进激流救人，结果自己险些丧命；另一个女生录了母亲回忆十五岁独自坐火车去乌鲁木齐打工，在车站被人骗光钱，靠着一位维族大妈接济才活下来……

李妍老师曾说过：“创伤一旦被讲述，就开始愈合。”此刻我看见的，不止是伤痕的暴露，更是代际之间沉默壁垒的崩裂。

傍晚，我们在镇上找了家小旅馆住下。窗外是连绵的祁连雪山，夕阳将雪峰染成玫瑰金色。林晚靠在床上翻看今天的录音记录，忽然抬头问我：“你说，如果我们不来，这些声音是不是就永远埋着了？”

“也许吧。”我说，“但更可怕的是，人们习惯了不说。就像沈先生临终前那段录音，他等了三十年才敢说出对儿子的愧疚。而很多人，连等待的勇气都没有。”

她沉默良久，忽然说：“我想在这里建一个‘声音驿站’。不需要大，一间屋子，几台录音机，让老人、孩子、外出归来的人，都能进来录一段话。可以是对逝者的告别，也可以是对远方亲人的问候。”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有火苗在跳动。“那就建。”我说，“设备我来联系，课程设计你负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全国第十个‘家庭倾听实践点’。”

第三天清晨，我们准备返程。陈秀兰送我们到车站，临别时塞给林晚一个小布包：“这是我这些年攒的读书笔记，还有几封没寄出的信。你要是觉得有用，就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