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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春草来过几回，和春花话话家常。她本来想好了满肚子话想要安慰春花，可是看她有说有笑的，便把话咽了下去。她这个妹妹从小就比她坚强。她和春花小的时候，有一次爹娘带她俩一起去地里割麦子。春花个子矮，就刚比麦子高不了多少。割麦子的镰刀都被爹磨得很锋利，她刚拿起来割了一把麦子就把腿割破了。她吓得大喊:“娘，我腿破了，流血了！”娘过来看了看，让她去树底下凉荫的地方坐一会。一直到晌午，娘回家去做饭。春花走了过来，从地上抓了一把沙土摁在春草的伤口上。“姐，你看，我的腿！过几天就没事了。”春草看过去，春花的腿上细细碎碎的很多个伤口，有正在结疤的，有的是疤掉了留下的白色痕迹。“我可有经验啦！”春花当时笑嘻嘻的，一点儿也没当回事。春草把记忆从过去中拉回来，她不敢想象春花这事轮到自己身上会咋办？首先，杨树林如果对她有异心了她估计就会活不下去。春草不知道的是，这种事情永远没法假设。生活中没有“如果”，没有“要是”，发生了，就只有面对。春草把春花的情况跟爹娘说了一下，他们就放心了。李仁义家的大门，他们是不愿再踏进来。李仁义和春花又回到了从前那种状态。他睡堂屋，她睡端午之前睡的东屋。她白天在家，他白天出门。她晚上躺下了，才会听到他推门的声音。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春花从燕子姐嘴里得知，李仁义现在很少放电影了。他和张吉华的丑闻很快传到了镇上，镇里社员的身份没了。虽然领导说电影可以继续放，却又新培养了一个电影放映员，让李仁义带了几次之后，那个小伙子自己就可以上手了。李仁义现在可以专心当他的农民了，联合收割机变成了他的主要收入。不得不说他是个精明的人，他又从县城里淘了一个二手脱粒机，这样秋天他又开始走村串巷给人打玉米。那时候，大家都是用“铁爪子”刨玉米。先将“铁爪子”用石头固定住，然后坐在矮板凳上把晒干了的整颗玉米在“铁爪子”牙齿上刨一圈，这样重复刨几次后，玉米粒就变得稀松了。再用玉米棒子一搓，玉米粒就都掉下来了。这是一项细碎又繁冗的活儿，适合话家常的时候做，才不会那么枯燥。李仁义的脱粒机倒也不大，小小的一只。装满机油以后，开关一按，不断往上面的大口子丢玉米进去就可以了。脱粒机不断地将玉米吞下去，等吐出来的时候，玉米粒是玉米粒，玉米棒子是玉米棒子，既轻松又清爽。找李仁义去脱粒的村民越来越多。自古笑贫不笑贱，慢慢地，李仁义的丑闻不再让大家津津乐道，谁都知道，那个李集村的李仁义富得流油呢。富起来的李仁义还是不愿意搭理春花，连带着端午他看着也烦。“爸爸”，端午叫他。“我不是你爸，以后别再叫我。”李仁义毫不客气。端午讪讪地，便不再叫他，见到李仁义回来了，就悄悄躲到屋子里。过了这一年的端午节，端午就六周岁了。她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小女娃了，她已经长到了春花齐腰的位置。春花给她梳了一个“妹妹头”，可爱极了。端午的眼睛比小时候大了一些，还是单眼皮，但是眼角的弧度挑起来，有点儿像戏文中说的丹凤眼。端午特别爱笑，笑起来嘴角两个小梨涡跟装了蜜一样甜。六周岁，意味着该上学了。九十年代初的农村在小学之前开了一个半年级。很多人为了省下这个半年级的学费，都是让娃等到七八岁直接去上一年级。春花不愿意端午再在家虚度一年看李仁义的脸色，直接给报名了半年级。这又碰到了李仁义的逆鳞！上学春花用红色的黄色的绒布拼成了一个格子书包，上面用红黄相间的线细细地绣上小花。端午把书包斜挎在肩膀上，开心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妈妈，你看我我像不像学生娃子？”“嗯，很像。咱们端午真好看啊，端午上学了可得好好学习啊。”“嗯，妈妈，我一定好好学习。”端午答应得很敞快。给端午上学报名花了50块钱，等端午去上了学，她得想办法挣些钱，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李仁义早把家里管钱的权利拿走了，他了解春花的脾气，料定了她不会向他伸手要钱。他们如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他过他的酒肉生活，她带着端午吃糠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