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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彼斯特里主张让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他说，解放农民不应只是赐给他们虚假的自由，而要把一切贵族的、封建的秩序的阴影&ldo;永久地消灭&rdo;。土地应该被确认为全民的财产，但每个希望种地的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土地。可以把全部农业土地分成两部分：一半为公地，农民可以从中分得一份而不必付赎金；一半为私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用雇佣劳动力。他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希望在解放农民的同时局部地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穆拉维约夫起先提出不连土地解放农民，后来修改为分给农民小块耕地，地主土地所有制予以保留。

虽然《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宪法》这两个方案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但其基本倾向是主张土地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向发展。有些十二月党人，如屠格涅夫，认为应该不连土地解放农民。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主要是认为不连土地的解放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助于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虽然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贵族，有些甚至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性质与贵族阶级很少联系。有许多十二月党人与工商资产阶级分子过从甚密，并因此而受到精神激励。被预定为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之一的交通工程部队军官加&iddot;斯&iddot;巴坚科夫说，他曾&ldo;经常出入商人家中，因为这个阶级一般都不满于限制商业的那些规定，所以同他们的往来就引起了变革的愿望&rdo;。在莫斯科，十二月党人与印刷厂主和出版商塞里万诺夫斯基常有接触。屠格涅夫论税收的著作表明了他同工业资本的联系。而雷列耶夫自己也已是个资产者，他是搞出版的企业家和当时俄国最大的工商企业&ldo;俄美公司&rdo;的经理。

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iddot;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ldo;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rdo;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ldo;1812年的产儿&rdo;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ldo;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rdo;彼斯特里承认：&ldo;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rdo;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ldo;灾难&rdo;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ldo;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rdo;。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ldo;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rdo;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