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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纪的重要（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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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非非常强调军纪的严肃性，他认为天下之正义，在国家表现为法制，在军队则体现为军纪。如果治理国家，法制松驰则国家必亡，统帅军队而纪律废驰则会导致失败。军队纪律是统帅全军、维系部队的纪纲不可一日松懈。为将者不可一味宽厚，讲究人情，以个人感情代替军纪的执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令不行禁不上，最后无法作战。他认为李广是个难阳的将才，文武足备，士卒也拥戴他，可惜为人过于宽厚，纪律不严，以致最后无功自尽。

唐代方镇拥兵自重，五代之时骄兵悍将迭相篡夺，一方面国之法制废驰，一方面军纪无存，军人成了家中惯纵的骄子，既不可驱使，反为所害。国家养兵本为保卫国家，可因军纪废驰反而成了国家之害。军纪的重要性在此从反面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

《曾胡治兵语录》--理学翻新

《曾胡治兵语录》为蔡锷编辑。蔡锷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军事家、革命家，辛亥革命后讨袁的大功臣。蔡锷曾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高足，维新变法失败后，矢志以军事救国。遂投笔从戎，1901年人日本成城学样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南方数省训练新军，1911年春赴云南训练新军，不久被任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旅长）。《曾胡治兵语录》就是蔡在云南期间编辑的。

《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十二章，将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按“将材”、“用人”、“尚志”、“诚城”、“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加以分类，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当初是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教材，后来得到蒋介石的重视，遂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

《曾胡治兵语录》虽然辑录的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的言论，但在编辑选材上，也往往显出编者的匠心，特别是他那些按语，实际也表达了蔡萼的军事思想。例如谈及攻势防御问题，蔡锷就发挥了很大一篇，他说道：自普法、日俄两战以来，进攻之利，为世人所共见，所以各国军事学家一论及战略战术，大率主张进攻，以致走了极端，不是万不得已，没有人打防防守的主意。但是，实际上战略战术的采用，应该因时而制宜，因不同情势而求妥当者，万不可稍稍拘泥，忘记用兵之本源，只想去摹仿他人，如果这样的话，就如同跛子与人竞走，肯定要跌跤。

蔡锷还进一步论证说：战略战术上取攻势当然是好事，有许多便宜，但必须具备四种条件才行，一是兵力雄厚；二是士卒精练；三是军需器械完备，供给充足；四是交通便利。如果四者均优于对方，进攻战略方有胜算，如果四者缺其一，贸然取攻势，则就有可能导致如曾国藩所谓的无发而不能制人的后果。如普法战争，法国境内军队，开始动员颇为迅速，但法国战争准备不足，军资供应不上，加上兵力又未能集中使用，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战，未几便虎头蛇尾，处处挨打，着着落后，先是转攻为守，最后连守也守不住了，只好投降。而日俄战争怨有类似的情况，俄军后勤供应状况极糟，且交通线又长，单凭一单轨铁路，运输不继，以致每为优势近便的日军所制，后来勉强发动攻势，反而损失更大。

最后，蔡锷笔锋一转，把论述的焦点移到了中国当时军备的现状，以及占时应采用的战略上来。他认为，中国的军队虽然目前有20余镇（师）新军，但是由于没有后备制，且后勤保障系统也不完备，所以每镇临战也只能有五千战时兵员，这样我国的三镇方可抵上人家一师，而且一旦有伤亡就无从补充，这样一来，单从兵力数量上看，我国就不如东邻日本雄厚。而且中国现在的军队能否谈得上训练有素是，是大家彼此明白的，所以他日一旦与强邻开仗，我们的军队能否济事是不难设想的。至于主动进攻，就更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军用物资和交通两项，比强邻日本就差得更远。所以，中国一旦与东邻交战，所谓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的攻势战略应似无缘，与其采用孤注一掷的攻势，不如据险而守，节节设防，尽量保存自己实力，有效地迟滞、疲惫敌人，俟其师老兵疲，深入我境，再一举歼之，就象当年俄国对付拿破仑的五十万大军一样。

曾国藩和胡林翼在蔡锷那时的身价，与现今不同，即使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曾国藩也是相当佩服的。客观地看，曾胡治兵经验和见解虽是由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来，但他们以书生治军，洞悉兵法，熟悉历史，善于从古代兵学理论和历史经验及教训中吸取养份，并施之于战争实践，所以从军事理论角度，他们的言论确有可取之处，其中还不乏真知灼见。比如象蔡锷指出的那样，曾胡论夜间宿营，虽只一宿，也需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这种见识，在具体战争中实用，而且为近世兵家所未能道及。下面，我们就拟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