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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第2页）

克里提阿很有才华。尽管他的诗歌、悲剧、喜剧和以哀歌形式撰写的政治论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敏锐的认知和纤细的情感。他一生中没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这在博学多才的人中并不罕见。

他对哲学饶有兴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件事广为流传。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饮鸩而亡。把苏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状之一是苏格拉底给雅典青年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指受其影响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正是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

在雅典，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底线是30岁。阿基比亚德刚满这个年龄便跃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而克里提阿49岁以后才在政界登场。

当时雅典人记录、称呼某人时习惯说成“某某之子某某”。和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不同，克里提阿年届五十父亲还精神矍铄，因此他很晚才当上一家之长。

公元前411年，寡头政权在雅典建立。那时雅典人刚刚得知远征叙拉古的军队惨烈的结局，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老卡莱斯库劳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里提阿就在他身边。这个寡头政体被称为“四百人会议”，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这个政权很短命，仅4个月便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五千人会议”，虽然执政人数增加了，但它仍是寡头政治。该政权寿命虽比前面的“四百人会议”长，但同样短命。不到两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体便杀了回马枪。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与建立寡头政权有关的许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克里提阿也逃离了雅典，他的父亲似乎就死于这一时期。克里提阿的这段流亡生活持续了6年之久。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克里提阿率领同党回到雅典。这次他随战胜方斯巴达的军队归来。

已经56岁的克里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坚定，更起劲地反民主并亲斯巴达。时隔6年，他回国的目的是复兴寡头政权。他决心不让新政权重蹈上一次的覆辙。

“三十僭主”政权建立不久，就被人们叫作“三十暴君”。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派——即民主派人士，并开始付诸行动，执政方针从“不流血”转向了流血的暴力镇压。

不论执政者有无意识，镇压举措总会自然地走向扩大化。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发并被处以死刑，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没有积极向寡头派靠拢。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整个雅典被笼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尽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们是有钱人便可能会成为镇压的目标，理由是他们抢了海外归来者的工作。这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落千丈的雅典经济遭受到第二波打击。

雅典经济因提洛同盟广域经济圈的解体而遭到沉重打击。对这时的雅典而言，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实际起着重新与海外建立经济关系的“连线”作用。

恐怖政治不断升级，遭到肃清的牺牲者已多达1500人。这在“三十僭主”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三十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塞拉门尼斯就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克里提阿。

塞拉门尼斯在年龄上是克里提阿的同辈，他曾代表战败的雅典与斯巴达完成媾和，因此声名鹊起。从心态上讲，他即使属于寡头派，也不是一个顽固的寡头派。在“四百人会议”时代，他被派往不支持“四百人会议”而一直支持民主派的萨摩斯岛，任务是把那里的雅典海军拉到寡头派这边来。然而他被迎接他的阿基比亚德说服，还作为其副将参加了海战。海战期间，他把当初的任务完全忘到脑后，可见他这个寡头派并不坚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爱琴海的东面成为战场，雅典在与斯巴达海战的初期连战连胜。在整个海战中，本应是寡头派的塞拉门尼斯一直在帮助民主派的阿基比亚德。

还有一位叫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os）的寡头派人士，在这个时期和塞拉门尼斯一道被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他也明确表态要留在民主派的萨摩斯岛雅典海军里。在阿基比亚德的指挥下，塞拉门尼斯负责阵形的右翼，色拉西布洛斯率军在左翼战斗，为祖国雅典带来了胜利。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公元前404年形成的“三十僭主”中，塞拉门尼斯榜上有名。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参加其中，他在“三十僭主”变为“三十暴君”的征兆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离开雅典逃往底比斯。这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对民主政治恢复了信心，也许只是他对雅典寡头政体的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吧。

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完败告终。在雅典被彻底打垮的这一时期，雅典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有很多人像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选择离开。所以如果采取的方法得当，“三十僭主”也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曾经与色拉西布洛斯共同战斗的塞拉门尼斯对寡头政治抱有幻想，他企图通过加入“三十僭主”，在内部使之刹车。

然而，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在修昔底德之后书写希腊人历史的色诺芬笔下，塞拉门尼斯与克里提阿的对立甚至没有发展到论战的地步。前者道理说尽，后者面对责难只是一味地暴跳如雷。

根据现代研究者的说法，克里提阿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他的内心已经被一种不安搅得痛苦不堪。那是担心“三十僭主”政权也会同“四百人会议”一样归于失败的不安感。将不安转嫁给别人就是愤怒。这种愤怒使人盲目，让冷静的人变得疯狂。在克里提阿看来，塞拉门尼斯在同党中属于很有能力的人。这使塞拉门尼斯成了克里提阿憎恨的对象，而且恨到只想杀掉的程度。

克里提阿检举塞拉门尼斯并把他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怎么都能编造出来的。在雅典，喝毒酒似乎已经成了实施死刑的固定方法。塞拉门尼斯被定为反国家罪，喝下了毒酒。死前他叫喊着要把杯中剩下的几滴毒酒“留给美男子克里提阿”。

这为逃亡底比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党起义创造了契机。

当初色拉西布洛斯离开底比斯南下雅典时，跟随他的雅典人不过70人。随着离首都越来越近，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发展为数千人的规模。与其说这些市民对寡头政治感到失望，不如说他们对恐怖政治感到绝望。

克里提阿可靠同党的数量不及对手一半，于是他开始向斯巴达求援，也许他认为斯巴达同为寡头政体，定会伸出援手。

斯巴达回应了这个请求，他们出动了由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如果斯巴达军与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雅典民主派发生冲突，消灭后者将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帕萨尼亚斯刚展现了一下斯巴达的军力便立刻撤退，回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以此表态不愿介入雅典内部争斗。

为什么会这样，其内情容后再叙。既然斯巴达把手缩了回去，雅典的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一场内乱。

起初是规模略大的示威队伍与警察的冲突。双方都拿着武器，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随后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展开的已不能称为冲突，得叫作战斗了。结果寡头派失败，克里提阿在激战中战死，战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大人物。

“三十僭主”就这样匆匆垮台，这时政权建立刚过半年。

统率民主派获胜的色拉西布洛斯宣布特赦，不再追究克里提阿追随者的一切罪过。这也表现出人们对“三十暴君”的恐怖政治已经有了过敏反应。

雅典的民主政治回来了，但它的功能并未回来。

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政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是与下述事项密切相关的。

雅典海军不仅在爱琴海，在整个地中海都是最为强大的。

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一体化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位列希腊世界之首。

提洛同盟使各方面的知识、物资交流越发活跃。

虽然民主政体回来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年后的雅典尚不具备这一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