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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伯里克利时代 后期（第18页）

战争最初之年

当时的希腊人大概多数都已忘记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在战争以后出生的人也为数不少。

但是有预见力的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那场战争发生时，伯里克利15岁，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14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15岁。

前两者因尚未成年所以在后方度过了学生时代。而阿尔塔·薛西斯在父王身边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萨拉米斯海战，那是他想忘也无法忘记的经历。触碰希腊势必引火烧身，这是阿尔塔·薛西斯从性情因此变得乖戾的父亲那里学到的教训。而且他还收留了赢得海战却在政治上失意的地米斯托克利，让他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并一直关照他直至自己去世。

因而，时年64岁的波斯国王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请求。理由是他必须信守17年前波斯与雅典缔结的《卡里阿斯和约》。

有学者认为，斯巴达并没有参与伯罗奔尼撒同盟请求波斯国王出兵一事，那是科林斯的单独行动。对此我颇为赞同。

斯巴达人欠缺外交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有过多的自尊心。

希腊各方团结一致反击波斯军是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平原会战。赢得那场会战的是与阿希达穆斯有血缘关系的帕萨尼亚斯及其手下的斯巴达战士。

这样的斯巴达人会在半个世纪后低下头向当年一败涂地的波斯国王的儿子请求援军吗？

斯巴达人不像雅典人那么狡诈，没有多少心眼。说到底，自尊心是一种宁死也不突破某些底线的决心。

所以，这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波斯的置身事外，变成了一场希腊同胞相互厮杀的战争。

公元前431年春意盎然之际，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24000名士兵，进攻阿提卡地区。

此时国王再次做了尝试。他派一名心腹去见伯里克利，但不是以私人名义，是以公开的使节的身份前往。

在那时，敌对国双方领袖如果有私下接触会被视为叛徒，有被控叛国罪的危险。去对方的地盘拜访做客，转眼成了一去不复返的过往。

很可惜，雅典法律禁止己方与率军进入雅典境内的敌方交涉。雅典人赶走了斯巴达国王的使节，阿希达穆斯最后的努力化成泡影。

伯里克利的开战演说

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斯巴达虽然陆上战斗力具备压倒性优势，但在外政方面常常被科林斯牵制，这就是长期“不争”导致的主导力低下的典型例子。所以斯巴达才会对科林斯言听计从，向雅典提出了雅典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要么开战，伯里克利向民众摆明了观点。

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指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过于苛求对方。

不过，决定开战的政治家任谁都会用类似的言论引导民众。

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说朝着战争的胜利必定属于雅典的方向展开。

他的根据是雅典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由熟练技工组成的强大海军。战争说到底是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而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越是经验丰富越不容易被一时的战势左右。

有了财力人力，那么“精神力”呢？伯里克利提倡的可不是“一亿人变身火焰冲进敌阵”之类的精神。

他所谓的“精神力”，简单地说是自我克制的能力。

他说，我们雅典人最应该警戒的不是敌方的高明战略，而是一直潜藏于我们内部的自信的丧失。

伯里克利所说的“精神力”指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失去冷静，哪怕财产被掠夺。要相信人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因此挺过难关的忍耐力至关重要。

作为最高司令官，伯里克利接着向公民们说明了雅典大体的战略构想。敌人从陆地侵入，雅典就从海上攻打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