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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第9页）

至少《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都是政治家。当然，作者（普鲁塔克）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想法，即政治家类型的人。他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德又有行动力的人必定是政治家……

政治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何种情形，看上去似乎都在展示各自的一切经验……

像空谈政治和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说，如果拘泥于条条框框，就无法理解生活在古代的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心体会他们的“全部经验”，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他们。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我们不用21世纪的现代眼光去看他们，只要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人追忆2500年前时，用心体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离开后，雅典全力以赴投入建造新型战船的工作。200艘船一艘接着一艘下水了。

造船体制已经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成200艘船即大功告成。造船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必要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建造新的船只，同时也方便改造和维修已投入使用的船只。造船体制一旦确立，造船工人必须常驻船坞。

随着新建战船的增加，对船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在操控战船的船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桨手，对他们的需求量也最大。

桨手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马达。船只扬帆航行会受到风向的左右，而靠人划桨前行则自由得多。海战中，敌我双方交战前需要降下船帆，依靠划桨接近敌船。因此，确保有经验丰富的桨手就成为重中之重。

在东方，桨手通常是奴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帆船为主的时代。但是在古代希腊，自古以来桨手都是自由公民。因为希腊是城邦国家，人口较少，一旦战船接近敌船，双方的桨缠在一起，桨手就要弃桨拔剑，变身为一名战士。

梭伦改革中，无资产者被划归到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正是这一等级的公民在地米斯托克利组建的雅典海上军队中担负起了桨手的重任。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让这些雅典无资产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让他们有了保卫国家的意识。

新型战船建造体制确立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着手改造雅典政体。在所有政敌都被铲除的此时，公民大会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尽管如此，他依然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改革。理由有二：

第一，地米斯托克利不像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他无意成为一名改革者。

他的心思只在一件事上，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即如何迎战即将来犯的波斯军队。

如何解决眼前的根本问题可能影响到“百年大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当时，雅典面临第二次希波战争。因此，当时地米斯托克利的唯一目标就是战胜波斯。

第二，地米斯托克利从心底里感谢雅典的现有体制，即民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的政体，像他这样出身在普通公民之家又没有太多财富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如今的地位的。他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受益者。

需要强调的是，与出身名门、资产丰厚的前辈改革者一样，他意识中的“民主政体”不是唯心的“主义”。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一种“手段”，是最大限度运用城邦国家雅典的资源，即运用每一个公民力量的手段，这种政体远比君主政体、僭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高效。

在雅典，领袖人物可以提出法律和政策，他们同时又是创造逻辑学和修辞法的希腊人，他们可以运用这些技能来引导公民。

但是，决定“同意”或“不同意”的始终是公民大会，年龄在20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也就是说，你可以运用你的语言能力来引导公民，但是，最终决定权仍在公民大会。

因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直接民主政体的基础。

然而，“形式”上的民主政体和这种形式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民主主义来说，最大的敌人是“不作为”，是“没有结果”。因此，在尊重民主政体的前提下，地米斯托克利想到的、请求公民大会做出决定的是具体的对策，即面对波斯军队的入侵，在维持雅典民主政体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这一政体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雅典的最高官职叫执政官，那是梭伦改革的产物。梭伦改革根据公民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也就是富裕阶层。因此，当选此官职的人一定属于这两个阶层。

克里斯提尼推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保留了执政官的职位，新设了将军一职，被选举权属于全体公民。执政官有9人，将军有10人。由于新设将军这一职位，相当于雅典“内阁”成员的执政官的影响力和权力大大缩水。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进一步削弱执政官的权力，一改以前的选举方式，用抽签的方式选出9人执政官，从而使这一机构变得有名无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议。

“选举”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而“抽签”在希腊人的意识中是神意。将“选举”的方式改为“抽签”的方式，就缺少了要求当选者承担责任的依据。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抽签方式仅用于选举行政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选举“官僚”。地米斯托克利将抽签方式用在了任命执政官上，因此，执政官必然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还要求公民大会修改将军制度。

我想他或许是在马拉松会战中受到了启发吧。因为他本人作为将军之一参加了马拉松会战。

随着执政官权力的丧失，将军开始全面掌管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和军事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在这一政体下，10位将军权力均等。战时，10人轮流担任总指挥官，每人4天，依次轮换。由此可见，这种体系下责任很不明确。

如果囿于这种体系，那么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统一指挥体系就是一句空话。

在9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除米提亚德以外的9位将军（包括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将自己的4天总指挥权委托给米提亚德，从而解决了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也因此取得了希波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地米斯托克利不曾想到当时的应变方案还会再次被用到。当时大家主动让出总指挥权。既然是让出，就会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既然10人平均享有4天总指挥权，难免有人拒绝让出这一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这样的假设完全可能变成现实。于是，他考虑将“主动出让”变成“法律要求”。

他提议增设“首席将军”（strategosautokrator），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总理大臣，从10位将军中选出1人担任。余下9人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9个大臣。该内阁任期内发生的任何问题由首席将军负全部责任。战时，首席将军为最高指挥官。

在民主政体的雅典，10位将军的任期是1年，首席将军也是将军，因此任期也是1年。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上述所有提议，公民大会都以多数票赞成通过。

地米斯托克利就任下一年度的首席将军。

选举他出任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不是通过掷色子决定的。

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雅典人得知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军队离开首都苏萨，正在向西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