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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纷纷建国（第13页）

公元前484年，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普斯。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

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

公元前461年，客蒙。

陶片放逐成了排挤政敌的一种手段。最后一次陶片放逐是在公元前417年。这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对立的两个大人物中必须有一人被放逐。但是两人秘密达成协议，结果被放逐的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雅典公民也许因此觉醒了。这一年后，雅典废弃了陶片放逐制度。此时，从确定陶片放逐制度算起已经过去了85年。

当我看到考古发掘出来的陶片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惊讶于当时雅典公民的识字率竟如此之高。刻在陶片上的不是×或〇，而是人名，甚至详细到某人之子。在采用记名投票的日本，没有人注意过日本的识字率有多高。而且，当今世界采用符号——例如用×或〇等进行投票的国家仍不在少数。2500年前的雅典，应该很少有人为了讨论某项议案或投票而特意前往卫城吧。但是我想，他们个人的智商应该都相当之高。

“弃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联想总是一个接一个，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决定是否陶片放逐某人这一重大议题时，公民大会的参会人数规定在6000人以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决定其他议题的公民大会参会人数要少很多呢？至今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参会人数的要求。那么是不是说除了决定陶片放逐的大会，其余都不要求最少参会人数呢？

在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有一段引导公民进会场的描写。雅典人个性独立，个个能言善辩、伶牙俐齿，一句“开会了，请大家依次入场”，很难让大家老老实实地进入会场，甚至很难说大会几时才能开始。所以，引导者就像羊倌，吃力地把羊群——参会公民赶进会场。这个场面一定非常滑稽。但是根据这一描述，可以推测参会人数应该数千人。

因此，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通常在4000人左右的这一推测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直接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人讨论一个议题时，参与投票的人为有投票权者总数的10%左右。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疑问。我睁大双眼，努力从那个时代的雅典人撰写的作品中寻找有关“弃权”或“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内容。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结果是0。我完全没有看到“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之类的字样。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2500年以前创造了民主政体的雅典人的意识中，既没有弃权之说，也没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想法呢？如果是的话，我想，也许那些男人是这样想的：

公民有投票的权利，但是否行使这一权利是每个公民的自由。

不行使这一权利，即弃权的话，则有义务服从参与投票的人做出的决定。

因此，雅典人不会把弃权现象看作问题。至于少数人的意见，既然公民大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做出了决定，那就足够了。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过分看重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本身就是反民主政治。而且，未经过认真冷静的思考，就无法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

欧美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欧美，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创造雅典民主政体的人是梭伦。但是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应该是克里斯提尼。

爱琴海上的岛屿希俄斯和距离雅典不远的迈加拉也试行过民主政体，而雅典与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是否确立了民主政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

因为雅典成功确立了中产阶层的地位。最先由梭伦迈出第一步，接着庇西特拉图大大提高了雅典的经济实力，继他们之后的克里斯提尼又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至此，雅典出现了“健全的中产阶层”，他们亲力亲为参与生产。

将领土划成小片，再对小片进行重组，这样的做法缩小了社会差距。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很难实行民主政治，这不只是历史现象，现代的世界形势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克里斯提尼确立的民主政体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对城邦国家雅典来说，能够在这一时期完成它，犹如神赐一般幸运。如果晚些时候完成，很可能赶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当头之际，也就是波斯入侵之时，那么民主政体很可能毫无用武之地了。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第一次希波战争之间相隔15年时间。

15年足以让雅典公民了解民主政体，足以让他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城邦国家雅典不只是富裕阶层的国家，而且是所有人的国家，足以让他们意识到作为雅典公民，面对入侵的敌人拿起武器不只是义务，而且是责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家，保住自己的工作。

真想对克里斯提尼说一句：“你太幸运了，克里斯提尼先生。”

第一次希波战争爆发的两年前，克里斯提尼在祖国雅典安详地过世，享年73岁。

从流亡到回国，又过去了18年。身为雅典政界的翘楚，克里斯提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私人逸事。他的私生活如在雾中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伯里克利的母亲和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是表亲。

有一些作家认为，评价一个人只需要用“作品”说话，不应该扯上私生活。克里斯提尼与这些作家颇有相似之处。他用他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雅典的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