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章 长墙（第3页）

但迈加拉仍有其他的出路。这一禁令看起来确实毫无意义，以致在伯里克利去世几年后，阿里斯托芬在其创作的喜剧作品《阿卡奈人》中讽刺了这一禁令。但是，针对迈加拉人的这一禁令旨在威慑而非真的使其陷入困境。雅典之所以对迈加拉实施经济禁运，是为了通过非军事手段防止背叛行为再次发生。可以预见的是，这项创新令斯巴达人感到震惊，斯巴达人将撤销此禁令作为避免战争的条件之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该禁令带来的收益与其带来的风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伯里克利竟然拒绝撤销该禁令。

伯里克利的顽固是斯巴达公民大会对其心怀痛恨的根源之一，但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支持发动战争之后，斯巴达人并未急于采取行动。他们在翌年先后派遣三名使者前往雅典，试图寻求和解。然而，伯里克利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提议：“雅典人啊，有一个原则，是我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坚守的，那就是不对伯罗奔尼撒人做出任何让步。”

制定针对迈加拉人的这一禁令可能看起来像“小事”，但撤回它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你妥协了，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提出更高要求。”这就排除了外交手段，使战争成为唯一的选择：原因“是大是小”无关正题。当年的雅典远不如现在资源充足，还不是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带领下击败了波斯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对抗，竭尽全力将我们的权力完好无损地交给我们的后代。”

在雅典人回复斯巴达人的建议中，现在轮到伯里克利不耐烦了。据说，根据他的命令，最后一名斯巴达使者甚至没有得到接待，而是被要求天黑前离开阿提卡。有传闻称，那名使者越过边界时曾经说道：“这一天将标志着希腊人巨大不幸的开始。”

10

伯里克利“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普鲁塔克说，“他不像以前那样对待民众温柔、亲切，更在意民众的喜乐，顺从民众的愿望，他如同舵手随风转变了方向。”修昔底德同样感受到他的这种变化：伯里克利“在所有事情上都与斯巴达人对着干……不断敦促雅典人开战”。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也许只是因为伯里克利老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很难保持灵活性。也许，如同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暗示的，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后期积累的危机加剧了他的情绪，使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妥协。也许还有一种解释，与其导致的结果有关，正如普鲁塔克所使用的那个比喻：“掌舵”。

一种方法是找到你可以顺随的潮流。确定目的地后，你便可以扬起风帆，激励桨手挥桨，根据风和水流的方向做出调整，避开浅滩和礁石，准备好面对意外，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能量。有些事情你可以把控，但有些事情则要顺势而为。你会寻求平衡，但永远不会忘记寻求平衡的目的，那就是从你目前所在的地方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你既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只刺猬，即使是在水面上。这就是年轻的伯里克利：博学多识且目标明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里克利开始试图把控其他因素：风、水流、桨手、礁石、人民、人民的敌人，甚至财富。他开始认为，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因素都能任其摆布。因此，他可以依赖错综复杂的因果链：如果可以实现A，那么不仅是B，而且C、D和E都可以实现。无论计划多么复杂，都会按部就班地推进。年老的伯里克利仍然担任着雅典的掌舵者。然而，现在的他化身为一只刺猬，试图驱策狐狸，这可是一项截然不同且更加困难的事业。

这一区分澄清了修昔底德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事情：雅典势力的增长所带来的恐惧，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毕竟，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增长是潜移默化进行的，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也使环境得以适应一切新变化。这就如同种植作物，熟练的种植者可以塑造这一过程，对他们来说，种植就如同普鲁塔克笔下的舵手在掌舵，能够同时掌控不同的事情，但是，没有哪个种植者可以声称其能够预期（更不用说掌控）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另一种增长无视大势。它是内在导向的，因而外在不易察觉。它拒绝按部就班地进行种植，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方向、步伐和目的。它预期未来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也不愿做出任何妥协。它就像不受控制的捕食者，像无法根除的杂草，像恶性肿瘤，肆意发展，不受控制，直到为时已晚。它渐次消耗着周围的环境，直至最终将自己耗尽。

最初，伯里克利顺势而为——采用说服战略。然而，当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说服时，他开始逆势而为——凭借对抗战略。无论使用哪种战略，他都对现状提出了挑战：以后的希腊将与过去挥别。但是，相比伯里克利带领雅典人发起的对抗性行动，耐心说服的过程更接近于种植和掌舵的过程。这体现了尊重客观约束条件和否认客观约束条件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两种战略最根本的区别。

也许伯里克利别无选择。一旦说服战略失败，对抗战略似乎变成了坚持其既定方向的唯一方法。那么，为什么他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不像后来的林肯那样，调整路线以避开沼泽、沙漠和峡谷？与林肯一样，伯里克利视野远阔，着眼未来。他甚至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物，以向后世的人们传递信息。但他并没有留下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直到2000多年之后，民主才再次受到大众尊崇。对一名掌舵者而言，这并非远见卓识，而是将船只驶向礁石，而等待救援的过程遥遥无期。

11

公元前431年春，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按照计划撤离他们的庄园，涌进长墙内，眼看着烽烟再度从地平线上燃起。然而，此时雅典人的心情已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塞米斯托克利斯命令人们撤离雅典，不久之后便传来了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消息。而现在，雅典人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迹象。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起到了抚慰作用，却未能提振士气。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带着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盟友卷土重来。

那个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雅典，至于这场瘟疫的根源，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毫无疑问，修建长墙的“岛屿”战略使瘟疫的危害得到放大。正如伯里克利吹嘘的那样，雅典人将其城邦向世界开放，但他们也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这使长墙成为一张温床，整个帝国的细菌在阿提卡各处寻得宿主，这在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但也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幸免于难，他回忆说，连那些啃噬过未被埋葬的尸体的狗和秃鹰都丧命了。雅典人先是财产被损毁，现在肉身也难保全，于是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伯里克利，视其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和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

伯里克利一开始拒绝召集公民大会，但后来直面公民大会。伯里克利坚称，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这个城邦的决心，因为“面对神之手必须顺从，而面对敌人则应报以果决”。从长墙外逃来的难民应该颂扬保护他们的海军以及供养他们的帝国：“你们可能会认为失去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是巨大的损失，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与巨大的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不可否认，“说得再明白一些”，要得到荣华富贵就需要实施“暴政”。要掌控整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但要放手则危殆”。帝国的属邦现在对他们的主人心生怨恨，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会欢迎其他人来担任领袖。然而，被怨恨是“所有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的宿命”。如果是“为了实现至高的目标”而招致怨恨，那将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只有“现在的辉煌和未来的荣耀永远不会被遗忘”。伯里克利再次诉诸未来以期望拯救自己，然而他和他的城邦都等不了那么久。

12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留下雅典处于他亲手打造的风口浪尖上。一边是他希望推而广之的具有独特性的民主，另一边则是在此之前一直控制着世界的常见的野蛮行径。倘若处在一个没有疾病、恐惧、矛盾、野心和欺骗的时代，伯里克利的继承者可能会平衡这些对立面。但是，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只要人类的本性保持不变”，则结果并不会有什么不同。他笔下的历史紧接着追溯了雅典人的文化从非凡堕入寻常的过程。对此最佳的表征是相隔12年的两个场景，两者都关涉船桨。

公元前428年，位于小亚细亚海岸附近的莱斯沃斯岛上的居民拒绝再与雅典结盟，并向斯巴达寻求支持。雅典人担心其他同盟国效仿这一行为，便封锁了莱斯沃斯岛的主要港口米蒂利尼，并派遣一支军队阻遏该城邦。斯巴达人承诺提供援助，但像往常一样口惠而实不至。第二年夏天，米蒂利尼人投降了。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人再叛变，当时雅典最具权势的人物克里昂提出要屠杀米蒂利尼城里的所有男人，并把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如果他们反叛还有理，则无异于承认你的统治失道。”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派出一艘三层桨座战船，带着这些指令开赴米蒂利尼。

但那时，雅典公民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克里昂的竞争对手狄奥多托斯指出，雅典帝国理应是一个“自由共同体”。如果有压迫，当然会有反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将其处死，因为让他们活着对我们有利。”雅典公民大会再次表决，狄奥多托斯勉强占了上风。于是，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被派去追赶前一艘，以撤回之前的指令——这需要第二艘战船的桨手分外卖力。

修昔底德写道，第一艘战船的桨手肩负“如此可怕的使命”，并不急于到达。第二艘战船的桨手的任务则是防止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因而要分秒必争。带着分配给他们的特殊份额的葡萄酒和大麦饼，桨手们出发了。他们吃饭的时候也不忘划桨，轮班休息，一刻也不敢耽搁。他们用创纪录的时间穿越了爱琴海，当他们到达米蒂利尼时，那里的雅典占领者刚刚接到第一艘战船带来的指令。幸运的是，那些人还没来得及执行该指令，所以大屠杀并没有发生。修昔底德轻描淡写地说，米蒂利尼曾经面临的危险“着实不小”。

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派遣军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米洛斯岛，该岛长期以来一直是斯巴达的殖民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米洛斯人被告知，他们现在应该服从于雅典，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这样做（只有与雅典人平起平坐的人才能谈权利），而是因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

米洛斯人对这一要求感到震惊（修昔底德的现代读者依然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提醒雅典人，雅典曾经有公正待人的美誉，如果现在玷污了这一美誉，那可能会影响“世人对雅典的看法”。雅典人答称，他们甘冒这一风险，且令米洛斯臣服是为了米洛斯人的利益着想。

米洛斯人：那么，请问，我们服从于你们，或者说由你们统治我们，这对双方怎么会是互有好处？

雅典人：对你们来说，主动屈服可使你们免于遭受最大的痛苦，而对我们来说，无须费力摧毁你们便是获益。

米洛斯人问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我们继续保持中立会有什么危害？作为“海上霸主”的雅典人回应说，他们需要的是所有岛屿都臣服于他们，而不是与他们建立友谊。以行动迟缓著称的斯巴达人不会及时拯救那些岛屿。

米洛斯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坚信雅典人所言并非世界本来的运行规则，因此拒绝屈服。雅典人随即增兵，斯巴达人果真连影子都没见着。公元前415年，米洛斯人被迫投降。雅典人这次没有三思而行，也没有派出第二艘三层桨座战船撤回指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他们“将所有抓获的成年男子通通处死，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紧接着派出500名殖民者将这块地方据为己有”。

灵魂确实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修昔底德对其不如希罗多德那般严肃。尽管如此，从修昔底德所写的历史中仍然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灵魂深深影响了雅典人对待米蒂利尼人和米洛斯人的行径。年轻的伯里克利会为第二艘战船上的桨手们急速穿越爱琴海而欢呼振奋：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实现人道主义目标，这应是普遍性民主的内涵所在。但是，上了年纪的伯里克利，因为害怕做出让步，可能会对雅典人针对米洛斯人采取的非人道主义行径赞赏有加。正如修昔底德冷峻的目光所观察到的，战争“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性格，使人的性格与其时运相匹配”。最伟大的雅典人也不例外。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