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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第3页）

尽管伯林很少将简洁视为一种美德，但这段文字对他来说也已足够复杂。但我认为，伯林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对生态的敏感认知，它赋予时间、空间和规模同等的尊重。尽管阿尔达班一再努力，薛西斯一世从未拥有这种认知。如果仅限定在小说中，则托尔斯泰几乎拥有了这种认知。但不知为何，林肯（尽管他身边没有一位阿尔达班式的参谋，也没有机会阅读《战争与和平》）通过某种常识拥有了这种认知，而这种常识在伟大的领导者身上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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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所说的常识，是指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够轻松应对一些事。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会不断调整路线，以避免意外，包括他人在前行的路上为我们设置的障碍。以我自己的学生为例，他们就好像有强迫症似的，电子设备不离身，要么在看，要么在听，但他们总能巧妙地避免撞上灯柱、教授，以及其他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同学，反而是那些教授经常被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敏捷，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同时存在对周围环境的短期敏感性和长期的方向感，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伴随着这些对立面。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这种熟练程度归因于人类潜意识里所依赖的两种思维：快思维与慢思维。快思维是直觉式的、冲动的，而且经常是情绪化的。它会在需要时促使你做出即时性动作，即你要防止陷入某种事务，或阻止它们找上门来时，所做出的动作。慢思维则是深思熟虑的、专注的，并且通常是合乎逻辑的。它根本不需要你采取行动：你通过学习探寻真理时便要依赖这种思维。泰洛克看到了人类基因中的类似特征，并用伯林的动物理论来解释它。

狐狸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及时放弃不良观点的人迅速占据优势。刺猬在静态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坚持采用行之有效的模式的人获得优势。我们人类所属的物种——智人，因兼具两种特质而比其他物种更具优势。注释标题Tetlock，ExpertPoliticalJudgment，pp.214–15;DanielKahneman，Thinking，FastandSlow（NewYork:Farrar，StrausandGiroux，2011），especiallypp.20–21.ForKahnemanonTetlock，seepp.218–20.

人类之所以能够存续，可能就要归功于我们能够在快思维和慢思维之间灵活地切换，即在狐狸式行为和刺猬式行为之间灵活转换。因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只将自己局限于其中的一类，那么我们的结局就不仅仅是像林肯所说的身陷泥淖，而是会像猛犸象那样彻底灭绝。

那么，为什么那些当权者不具备这种灵活转换的能力呢？在历史的一端，为何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看不到这种灵活转换的必要性？在历史的另一端，为何泰洛克研究的专家会如此轻易地将自己归为狐狸或刺猬，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林肯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普通人每天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将他视为卓越的领导者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在电影《蜘蛛侠》中，蜘蛛侠的叔叔曾对蜘蛛侠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能力越大，做错事带来的危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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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论大战略》一书想要防范的。为了写作本书，我将“大战略”一词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如果你寻求的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那么你迟早要调整目标以适应能力。随着能力的提升，你可能会达成更多的目标，但不可能达成所有目标，因为目标是无限的，而能力则永远存在界限。无论你在两者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平衡，现实和理想之间，也就是你当前所处的位置和你的目的地之间总会存在差距。只有当你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将现实与理想之点连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才能称之为战略。

那么，大战略中的“大”字何来呢？我认为，它是指涉及的损失。作为一名学生，如果你早上多睡20分钟，可能对你的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代价不过是吃不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饭，而只能在去上课的路上随便啃一个冷面包。然而，想想把这20分钟用在课堂上，你会学到什么东西，你学到的东西与你正在学习的其他课程之间有何联系，会对你的专业和学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如何使这些知识增值，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份职业，甚至在你去上课的路上有可能会遇上你的此生挚爱，考虑到这些因素，你多睡20分钟的损失就大大增加了。战略会变得愈加宏大，即使它们只是对特定的个体而言。有人说，只有国家才有大战略，普通人并不具备，这是错误的。无论在何时何地，无限的目标与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组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上，大战略往往与战争的规划和布局有关。这并不奇怪，因为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目标与能力的关系，正是源于军事行动的需要。“要集思广益，”荷马笔下的希腊贤者内斯特在特洛伊城久攻不下的艰难时刻如此劝告绝望的希腊人，“如果策略有用的话。”然而，协调目标与能力的需求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可能是在人类出现之前，物种首次学会使用身边可用的资源满足自身所需时。

除了已逝的生命，人们普遍的目标肯定是生存。除此之外，战略目标不断演进，从满足衣、食、住等基本的生活需要，到承担复杂重任，例如统治一个帝国。要想明确界定成功绝非易事，但好在方法是有限的。尽管从根本上而言，满意只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但要想实现这种心理状态需要实际的付出。正因如此，我们始终需要协调目标和手段，也就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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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战略或者至少是支撑大战略的常识有可能被教授吗？论接受的正规教育，林肯比不上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林肯主要通过自觉地阅读和对经验的自我反思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那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吗？答案很简单：林肯是天才，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莎士比亚在写作方面好像也没有专门的老师。那么，其他人需要老师吗？

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无论是林肯还是莎士比亚，都用了一生的时间达到他们的成就。今天的年轻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如今的社会将人的一生明确地分割成不同的阶段：接受通识教育，接受专业培训，进入一个组织并逐渐升迁，对组织承担责任，直至退休。亨利·基辛格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顶端的领导者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在到达顶端之前积累的智力资本。当前社会的状况使基辛格发现的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林肯相比，这个时代的人们学习任何新事物的时间都变得很少。

因此，塑造思想的重任只能放在学生时期由所在的大学完成。但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分化的，在历史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已然存在鸿沟。而如果要将目标与手段协调一致，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家深知自己所在的领域更看重具体化研究，往往避免进行归纳总结，而归纳总结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他们只看到了世界的复杂特征而忽视了其中的简单规律，而正是这些简单规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复杂特征。渴望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家，总是设法寻求结果的再现性和未来的可预测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更关注那些简单规律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两类群体都忽略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即普适性知识与针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培育了战略性思维。而且，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一缺陷，在以书面语言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这两类群体都行文欠佳。

然而，有一种较古老的方式，能够使历史和理论携手并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献词中暗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他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对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认知，这是我通过对现代事件的长期考察和对古代事件的持续钻研而习得的”。他将这些内容提炼成“薄薄一卷”，是为了使“你（马基雅维利的赞助人洛伦佐·美第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我（马基雅维利）多年来花费大量心血，克服艰难险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不朽但未完成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更充分地发展了马基雅维利的方法。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本身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用的，因为从这些故事中萃取的理论，使你不必再从头听取这些故事。当你即将进入战斗或面临任何其他令人忧虑的境况时，也抽不出时间这样做。但是，你也不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那样游荡在博罗季诺。这种情况下，训练的意义得以展现。

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比没有任何准备的士兵表现得要好，但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解，什么是“训练”？训练是指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总结出准则，对于哪些准则已通过实践检验，哪些准则尚未通过检验了然于心。然后将这些准则应用于当下的局势：这时便要发挥规模的作用。以上行动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计划”，基于对过去的认知，结合现实的状况，以实现某种未来的目标。

但是，在与敌方交战之际，并非所有方面都能如计划般进展。交战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即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因素”，还受制于“未知的未知因素”，即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就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或障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谓的“阻力”，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在赫勒斯滂海峡旁，阿尔达班试图警告薛西斯一世的正是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随机应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有可能会坚持既定的计划，也有可能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做出调整，甚至有可能完全抛弃最初的计划。但是，就像林肯所说，无论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存在哪些未知因素，你始终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你会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从前人身上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脑海中想到一系列应对未知因素的方法。剩下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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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的船只仍然连接两个战场，正如当年薛西斯一世的桥梁所发挥的作用。一端是位于海峡亚洲一侧南部的特洛伊，另一端则是紧靠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只不过，现在这些船只都是渡船，所运输的都是游客。特洛伊战争与加利波利战役相差了30个世纪，而两地之间的距离仅为30英里。在一天之内，游客不仅可以游遍两地，甚至还有时间前往恰纳卡莱一览特洛伊木马——当然不是真正的特洛伊木马，而是2004年拍摄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部电影《特洛伊》时留下的道具。

如今，这个场景远不如公元前480年登上海岬的薛西斯一世所看到的那般宏伟，但它证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如今这里的战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罕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许是担心世界大战可能会导致大规模人口灭亡，也许是涉及人数较少的小规模战争取代了世界性战争，也许只是运气），今天出现在这些战场上的，很少是作战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观光客。

然而，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训练的概念依然具有价值。战略越宏大，就越不够明智。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期间，这个问题都很普遍，而要避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训练。将制订计划和随机应变这对明显的矛盾结合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教授人们一种常识，从而使人们知道何时应该成为刺猬，何时应该成为狐狸。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在军队，而只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着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呢？

“英国人是在伊顿板球场上赢得滑铁卢战役的。”这句话并非威灵顿公爵所说，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睿智的话语都出自他的口中，而他也是最有理由说出这句话的人。除了战争和备战，竞技运动最直接地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借鉴历史，计划当下以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与威灵顿公爵所处的时代相比，运动健身如今更受大众欢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参与竞技运动。但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它与大战略有什么关系？

刚开始从事一项运动时，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就是训练你的人，他的职责如同强制服兵役时代的军训教官：传授基本技能、锻炼耐力、强化纪律、鼓励合作，他还会告诉你何种情况会导致失败，以及如何从失败中恢复。但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教练就只能站在场边，或大喊大叫，或一声不吭。你和你的队友只能靠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接受训练会使你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美国某些大学里，教练的薪水甚至超过了那些招募他们的校长，这些钱可不是白花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比赛场上的你要么是刺猬，要么是狐狸？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毕竟你已经身兼两者：像刺猬一样制订计划，再像狐狸一样对计划做出必要的调整，你赢或输取决于这个计划是否有效。回想这一过程，你会发现很难将自己归于其中一类。相反，当你做这些事情时，在脑海中同时存在对立的观念。

在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依据本能做出此类选择。然而，随着权威日益增强，自我意识也随之增强。当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多时，练习成为一种表演。声誉变得越来越重要，灵活从事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例如薛西斯一世或泰洛克研究的那些专家，可能会为他们自己的优势所困：他们深陷自己的角色无法自拔。

那么，本书讲述的正是思想层面的赫勒斯滂海峡，它将这种领导力与常识截然分作两端。我们应当于这两端之间进行自由且频繁的过渡，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大战略（即手段与目标的协调一致）才能成为可能。但是，水流湍急，风向多变，桥梁也不够坚固。现在的我们已没有必要以薛西斯一世的方式试图驯服水流。但是，通过分析薛西斯一世之后的人们如何管理逻辑思维和领导力之间的对立，我们或许可以训练自己，为终将到来的过渡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