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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第5页）

他是美国的以赛亚注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译者注

民族的良知，

沉默者的喉舌，

无产阶级的倡导者，

贵族的叛变者，

敢于打破沉默的先知。

他6次竞选总统，可是没有一个人投票给他。然而，他没有抛弃他的理想主义陷入绝望，也不肯抛弃美国原有制度。到最后，他发现他获得的并不比那些选举成功的人少——同时，他还保持着正直的品格。

诺曼·托马斯是一个布道者。这是世代承袭下来的，深植内心。他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长老会牧师，他从小在俄亥俄州派送沃伦·G·哈宝的《马里昂明星报》，他独自练习抑扬顿挫的声调，直到后来能讲得像布赖恩、德布斯、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引人入胜。

雄辩家的风格他已掌握，现在需要的是好的演讲内容。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他还代表毕业生致毕业辞。毕业后，他环游世界，这一经历让他认识到殖民主义的邪恶。回到纽约后，他在曼哈顿破败的春天街当一名社会工作者。春天街的悲惨和贫困让他心碎，他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沃尔特·饶申布什所办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倒是为他提供了一些答案。后来他说：“在纽约市贫民区生活、工作，逼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战争即将打响，我更加坚持要这样做。其中很大一个因素是道德的驱使。”

1917年，战争爆发了。他在竞选中反对战争，还被人扔石头。他与罗杰·N·鲍德温一起创立美国公民自由局（后来改为联盟），1918年他致信尤金·德布斯：

我给你寄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加入社会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激进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合作制的联邦国家，并且废除我们当前不公正的经济制度，消除基于此制度上的阶级差别。

他为这些所动容：

……我身边充斥着各种荒谬的不平等现象、触目惊心的浪费、严酷的剥削和纯属人为导致的贫穷。

德布斯于1926年逝世，托马斯成为社会党继任领袖。他当时42岁，身高6英尺2英寸，185磅，长着一对带笑的蓝眼睛。他是个温柔的卫道士，一个好脾气的清教徒。很奇怪，他的健康状况总是受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如果世界和平与繁荣，他也活力四射；如果世界水深火热，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但疾病从来都不能阻止他工作。

1932年，他知道他无法当选总统，便告诫年轻的跟随者们做好失败的准备，“为你的希望而投票，而不是出于你的恐惧”。他还告诉他们：“不要为你不希望或不想得到的东西投票。”

他竞选总统提出的纲领有：公共工程、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法案、低价住房、贫民窟清除法案、5天工作制、废除童工法案、老年人健康保险、反共产主义、公民自由、黑人的公民权利和养老金。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建议很激进。

该纲领得到728860名选民投票赞成，也包括那位来自纽约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指罗福斯）。

托马斯的得票在1936年下降到187342票，他知道原因是什么：“……社会党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民主党人通过了一些他们很早以前就提过的政策，例如关税和贸易壁垒、劳动立法、社会立法、社会保障以及……农业政策，如徒置局。”

无论哪里有纠察线，他都参加，还到处发表政治演说，不管那里有多危险。1935年3月，他在密西西比州伯德桑县为黑人佃农争取权益发表演讲，一群喝醉酒的白人暴徒把他从讲台拖下来，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丢到县界之外。其中一个骂他：“我们不需要任何该死的北方杂种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黑鬼。”

三年后，他到泽西市发表演讲，反对该市市长弗兰克·海格（此人说过“我就是法律”）。海格禁止公民集会，并警告托马斯不要参与其中，但托马斯还是来了。海格让警察狠狠揍他，把他赶过哈得孙河，并下令禁止他再进泽西城。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警察又把他打了一顿丢了出去，他躺在曼哈顿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这次他到联邦法院告状，法官对市长和他的中队发出禁令，托马斯虽然缠着绷带依旧刚正不阿，他在泽西市日报广场面对广大听众谴责“海格主义”。

苏联恨他。他在苏联“大清洗”期间访问莫斯科后竟宣称：

相信个人尊严的人看来，只有一个标准能判断社会的好坏，这就是它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人皆自由的理想。除非你相信某种无政府状态是可行的，或找到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一种高人一等、为大众拥戴的统治阶级，那么人们也自然会服从。否则，除了民主制度，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建立理想社会。除了民主制度，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暴政。

列夫·托洛茨基呵斥道：“诺曼·托马斯自称社会主义者，那是误解。”但托马斯很坚决：必须要保持美国原有制度。他相信新政一定会让钢铁行业国有化，但他也相信，罗斯福的当选是“对美国的救赎……对福利国家的救赎，近乎一场革命”。

在“二战”中，他反对拘留日裔美国人，也反对罗斯福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认为，如果纳粹党胜利，无异于被打入“地狱最底层”，但他认为讲清楚什么是民主和平条件将更加合理。

1945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地谴责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会遭到百万人怨恨，并且那种怨恨会越来越深，直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1948年，他最后一次参与竞选总统，只因为他看到亨利·华莱士是如何被共产党操纵的。大选第二天，一个著名的纽约民主党人说：“不该落选的人落选了。”朋友问他：“你指的是杜威吗？”他说：“不，是托马斯。”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再作为一名候选人发表演讲，而是作为和曾经一样的传道者四处演说。1960年，他意识到必须裁军并将发生生态危机。他坚信，美国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后将带来灾难，他也相信马歇尔计划是英明的。

一路走来，他写了20本书。他精力旺盛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80岁时，因关节炎而一瘸一拐，可是尽管疾病缠身，身体也已变形，他依然乘汽车或火车全国到处走（为了省钱，他都睡上铺），发表演讲反对越南战争。那些曾发誓谁也不信的大学生却愿意挤在大厅里，听他谴责战争的罪恶。但他从来不鼓励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

好生活的秘诀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并且用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些信仰。异议和异议者让我们重新评估这些价值并坚持真理至上。起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如果它是的话，我们一些英雄的水平就极低了。

曾经有记者问他什么是他多年的成就。以下是他的部分回答：

我想能活到我这么大的岁数，至今仍坚持信念或尝试着坚持信念，就是一种成就了……能够带着某种明确的满足入眠……因为想到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付出过，比如在公民自由种族关系以及一些其他领域。我认为，在美国公众无动于衷甚至怀有敌意之前，保持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可算是一种成就吧。

1968年12月，他在睡梦中辞世，总统约翰逊、副总统汉弗莱、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表示哀悼，并高度赞扬了他的贡献。他一直坚持信仰，这一点每个人都认同。

但他们忘了提及诺曼·托马斯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最后一句话：“以上这些就是我的成就了。如果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多。”

其实并不多，只留下了一道不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