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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供应链的救赎（第2页）

这个世界不仅充斥着廉价资本，还充斥着裙带资本。来自崩溃国家的财富数以万亿美元计，它们到处寻找避风港，通过洗钱流入从纽约、伦敦到迪拜、新加坡的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中。

世界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想分一块儿。当自由市场倡导者为私有化和外国投资自由化等潮流欢欣鼓舞时，世界各地的腐败也随之风起云涌。正如印度学者纳扬·昌达（NayanChanda）所言：“全球化不会导致腐败，但一个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对外开放，会使得贿赂和渎职的发生概率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注释标题“TheOmnipresentCraft:Graft，”StraitsTimes，Feb.12，2014.

我们的世界永远都会存在腐败，问题是腐败到底会对经济和社会进步造成怎样的损害。中国的公共支出全世界最高，其资本错配估计也同样领先全球，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前者所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后者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整体利大于弊。印度和俄罗斯的腐败情况有所加重。每年，通过票据欺诈或黑钱非法流出印度的资本预计达1000亿美元，是其外国直接投资额的3倍。在非洲，每年因腐败和偷漏税导致的损失是其所收到救助资金的两倍。

一般来说，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贪腐更少，但如今，许多增速最快的国家都存在严重腐败问题。注释标题Corruption，politicalvolatility，andborderfrictionsareconsideredthefactorsthatmostweakenpetitiveness.SeeJamesE.AndersonandDouglasMarcouiller，“InsecurityandthePatternofTrade:AnEmpiricalInvestigation”（NBERworkingpaper7000，Aug.2000）.很显然，如果贪腐是项目稳定的保证，那么投资者对其确实有一定容忍度。多数对腐败这一现象的讨论并未将两种不同的腐败区分开来：腐败是为了把事情办成而不得不采取的业务层面或微观层面的行为（比如通过贿赂获得项目批准），还是一种以无药可救的形式深入国家肌理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前者要比后者的情况好太多。注释标题VivekSharma，“GiveCorruptionaChance，”NationalInterest，Nov.2013.比如，马来西亚的腐败程度位居全球第50，但其营商环境却排在全球第六。换句话说，在那里投资不便宜，但是还算划得来。

虽然引入投资和供应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贪污腐败，但它对消除统制经济中的结构性腐败却具有重要催化作用。埃及就是统制经济的一个实例，在这里所有的决策——通常都是错误的决策——都由政府制定。多数公司都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减少那些既拖累商业又伤害本国人民的无效率行政。随着企业资本跨国转移变得越来越容易，腐败国家改革的迫切性也变得前所未有。所以，供给体系能够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的同时，也同样可以让它变得更清廉。

全世界下层阶级的反抗

我最近去了一次约翰内斯堡，却没有见到真正的约翰内斯堡。两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待在桑顿——白人精英、五星级酒店、跨国公司总部以及高档汽车经销店的所在地。优雅的住宅和尖端企业园区，让人产生一种身在加州圣何塞的错觉，只是桑顿不在美国，而是位于豪登省的中心。豪登省是南非发展最快的省份，首府为比勒陀利亚。桑顿拥有1400万人口，其中多数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城镇和内城地区。

我们生活的世界处处都是豪登省。无论是印度国家首都区古尔冈的科技中心，还是马尼拉中部马卡蒂的精致商场，一个城市人口越多，与全球的互联互通越紧密，其国家也就会越显现出双重分化的特性，即不仅是城市和乡村存在分化，富有而全球化的核心区和下层民众社区与贫民窟所在地——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缘之间也存在分化。全球化导致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城市化则使其进一步恶化。

经济隔离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如中世纪般分化。随着人口群体蜕变成有产和无产、有权势和无权势，国家团结也成了一个神话。通过地图来揭示城市内部的福利不平等，比通过比较人均国民收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等指标得出的数据更发人深省。

城市既可以成为促进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力量，凝聚人心，寻求和平发展机会，也可以成为边缘化的熔炉。城市化和不平等是一个危险的混合体。2014年的弗格森以及2015年的巴尔的摩，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信任丧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论在穷国富国，许多城市并未变得灵动，反倒是越来越森严，在主要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警察或私人保安到处可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我们正进入的“不仅是一个存在贫富分化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对贫富分化存在态度分化的世界”。比起关注贫富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贫富分化选择熟视无睹。

城市游击战有了新样貌。在土耳其，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是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该组织曾经在2013年炸过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也曾经向奥斯曼帝国时代建造的华丽宫殿——多玛巴赫切宫（Dolmabah?ePalace）投掷手榴弹。但如今他们转战街头，将斗争目标转向了那些抬高地价、将民众赶出城区的绅士化方案。单纯多搞几个足球俱乐部就能安抚群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城市化会减弱集体行为，削弱专制政权，但是政权也可以在维稳名义下，在其所有重要城市推行高压政策。能否有效治理高密度、多样化以及贫富分化的人口，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全球化赢家还是输家的重要因素。

始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针对大众（所谓的99%）被边缘化的一次早期回应，也是未来趋势的一种征兆。金融市场令上层社会更为富有，外包和自动化则让工人阶层苦不堪言。经济不平等导致了政治的不平等（富人精英的寡头政治），而经济也因为过分依赖狭窄的消费群体而更为疲软。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技能不足，变成了整体经济中被忽略的群体，而这种困境的表现就是美国令人头痛的长期高失业率。从新德里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圣保罗，自发而缺乏组织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约翰内斯堡和内罗毕甚至出现了暴力活动），而这不过是在提醒我们，这些贴着热门“成长市场”标签的众多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法国旧制度时代的那种革命征兆。

新型政党、网络化的劳工团体、黑客团体以及反技术人士联合构成了新的全球抵抗力量，他们的战术和持久耐力令全球统治阶层毫无防备，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感受到他们的威力。有人给这些运动打上反政治的标签，不过，无论这些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其所蕴藏的激情绝对不能否定。他们改变了经济辩论的话题，也将价值创造的衡量标准从资本创造转移到了大众福利上。在未来的数十年，这种网络化力量将出现众多新的组合形式。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也会说：“全球下层阶级的反抗开始了。”

马克思认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必然引起全球性的无产阶级反抗，否则国家就不会被真正平等的社会所替代。全球互联互通的供应链增进了劳动者的优势地位，毕竟如今供应链上一个环节的断裂也会在全球激起涟漪。2015年，加州港口的劳动罢工导致价值数百万美元从中国运给西海岸亲人的春节礼品交付延误。供应链的最底层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在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与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分道扬镳，成立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党。

在资本与劳动者的拔河战中，后者也开始学习跨国公司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制造企业一直用向低工资国家转移来要挟工人，但如今，工会正在努力筹建一个更为协作的阵线。比如，德国的五金工会（IGMetall）一直力挺美国全美汽车联合工会（UnitedAutoWorkers）在美国南部推动工会化。有趣的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梅赛德斯–奔驰在亚拉巴马州建立一座工厂，抢走了德国人的工作；如果亚拉巴马人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梅赛德斯–奔驰说不定就会把这些工作岗位撤回欧洲。

工会也会对国际商业谈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4年，因为不愿意为一家债务缠身的印度公司打工，中国国企成山集团的轮胎厂工人举行了罢工，并搅黄了印度阿波罗公司对美国固铂轮胎与橡胶公司的收购。最终成山集团收购了固铂轮胎在合资企业中的多数股权。固铂不仅未能实现通过合并进行亚洲扩张的目的，规模反而变得更小了。

这些工人原本是绝不会对国营雇主提出任何强烈抗议的，但跨国公司的增多提高了他们的胆识。为了寻求成立工会，中国的工人还发起了针对沃尔玛的大罢工。这些都是社会信心增强的标志，他们最初对外资的感激如今也变成了对被剥削的不满。

如果历史是贵族秩序和阶级斗争的轮替，那么只有新的阶级形态才能改变周期。世界人口已经接近峰值，除非在顶部的20亿人同时是生产与消费的真正贡献者，否则我们不能再假装人口特征是增长的引擎。全球的经济金字塔上，1%的顶端人口控制着约占全球一半的财富，“中产阶级”则以每天4美元的收入占据薄薄的一层，在肥厚的底部，则是每天收入不超过2.5美元的约全球一半人口。人类的绝大多数将其可支配收入花在了食物和水、健康和教育等基本需求上，而那些贫弱的政府就连这些也难以提供。全球经济只有长期持续增长，在底部的数十亿人口才能大规模转化为中产阶级，金字塔才会变成钻石。

当人口不再增加，增长就只能依靠增进人的连接、释放人的交互潜力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所谓1%和99%的划分是错的：虽然收入有了分化，但财富的创造仍需要这1%有足够的意愿去投资企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实际上，像德国中小家族企业这种私人公司更愿意吸收内在附加成本，而上市公司更可能为了降低成本或者取悦股东而将工作外包。此外，在将社会资本纳入总体核算方面私人企业亦走在前列。例如，玛氏公司联合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发起了一项研究：该公司为内罗毕、雅加达和马尼拉的贫民窟小型企业主提供支持并测度他们对社区的价值贡献，然后用研究结果来评估玛氏公司销售经理的表现。要消除不平等，不能指望提高税率或税收豁免，而是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产业链。

以经济价值对公民或其他人进行排序，是所有社会的一条默认法则。即使中国也以非官方方式将其民众细分为城市商业人口、农民、农民工、富裕外籍人士等类别。在美国，一流房地产紧盯着最有钱的20%群体，而零售业也视最底层的80%为无物。许多政府明确认为外国投资者比本国公民更有价值。这种粗鲁分类与不平等的待遇倒也有光明的一面，起码说明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能变成更有成就的国家建设者——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投资就是应该转向数量庞大的城乡下层人民。

现在投入，未来收获

近几十年来，亚洲的高速增长与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引发了一轮财富创造与现代化的超级周期。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则将源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以及低利率。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将降低成本，而低利率则将使投资从北美等传统基础设施大洲流向具有人口资源优势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如今在那里开拓市场建立连接的时机已到。在21世纪，互联互通是最重要的资产类别。

既然投资者不再热衷于虚假的金融衍生品，而是希望充分利用廉价的信贷并将资产投向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就成了最为明确的选择。作为一项资产类别，基础设施的回报高于固定收益，同时又比股权投资波动小。投资基础设施的好处不可估量，其创造的机会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流动性，促进生产力，还能刺激社会转型。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资本市场、多边机制以及其他结构性资金应该更多注资地区性银行，如此这些银行就可以通过为大型基建提供融资方式创造就业，促进互联互通。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倡议建设的州际公路体系是基础设施的最佳案例。1919年，艾森豪威尔跟着一个跨国车队，沿着林肯公路（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公路）从华盛顿前往旧金山，这条破旧、泥泞、崎岖不平的道路令他们精疲力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则深刻体会到德国坚实的高速公路网的种种优势。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项“宏伟规划”——耗资250亿美元修建超过6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今天看来，如果没有这一公路体系，美国的现代繁荣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也同样如此。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刺激主要集中于高速公路、住房、地铁以及铁路等基础设施。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这些财政刺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是美国货币刺激政策的两倍。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一直批评中国“过度投资”，但世界银行发现，高速铁路将100多个中国城市连接起来，缩短了企业和劳动者与其市场和客户的距离，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效率。虽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下滑，但对于日常工作者、阿里巴巴的购物者以及亿万国内旅行者和流动人员而言，遍布中国、价格实惠的交通带来了高效的流动性，他们从中获得的益处显而易见。

战后美国与今日中国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一次性投资，而是一个必须持续维护的互联互通网络。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和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等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回报持续下滑、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创新进入高原期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剧等问题严重困扰着美国经济；交通体系速度缓慢、效率低下也令其难以实现出口目标。然而，更深层次的资金投入才是美国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最大因素。在数十年被冷落之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终于迎来了扩张升级。沃伦·巴菲特和卡尔·伊坎等投资者正在力图重振货运铁路业，而谷歌则在全美数十个城市推出了每秒钟1000兆的光纤网络。同20世纪50年代不同，如今美国国会不愿意在基础设施上重金投入，因此，为了获得足够资金以进行基础项目的更新，美国只能选择敞开大门让更多的外部投资进来。

在基础设施、创新以及制度方面维持25%以上高投资率的国家能够保持持久稳定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比工厂更加具有黏性，毕竟道路和铁路都无法转移到其他劳动力便宜的地区。政府若想要解决大规模人群的就业，更需要以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诸如大宗商品、建筑、服务、教育以及医疗等非贸易部门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实现自动化。从全世界范围看，这些都是雇工人数最高的行业部门，而由于无法被转移，它们就可以获得投资资金流入的同时为总体福利创造巨大的二次经济效益。

资本支出以运营收入获取回报。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鼓吹紧缩政策，转而鼓励债务驱动型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后者能够通过高质量的交通、电信以及其他服务创造就业，提高生产率。聪明的政府纷纷通过削减补贴、提供股权债券担保、建立金融工具——例如同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等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哥伦比亚、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印度都设立了专项资金以保护投资者、确保合理回报以及防止政治干涉。一个国家越对全球资本开放，金融供应链就越能支持其实体供应链。

金融供应链

吹起来的气球要比气泡大得多。尽管过去20年中出现了科技、房地产以及能源泡沫，但全球经济的气球也在不断膨胀与扩张。中央银行的超低利率与大规模信贷扩张使得廉价资本无处不在，在国债和企业获得救赎的同时套利交易也如火如荼。虽然从2007年至2014年七年间全球的债务总额增加了5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球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欧元区、中国以及日本等全球最主要的货币大国仍没有停止印钞。如今他们成了自己最大的债权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债务多数都在国内），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货币被外国抛售。即便未来还有泡沫出现，中国房地产也罢，美国的股市也好，气球仍旧会继续膨胀：贝恩公司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的金融资本总额将达到900万亿美元。

在全球的金融体系内，规模巨大的资产池在主要金融中心进进出出。如同横跨欧亚大陆的诸条丝绸之路，这些资金载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永久资本”——与以往相比，它们具有更长投资时间范围，更能承受波动，也更具有全球投资偏好。亿万富翁就是这种新趋势的典型代表。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亿万富翁数量已经翻了一番，其中既有个人投资者，又有“机构个人投资者”，他们依靠其家族办公室就能实现公司规模的经营，其46万亿美元的资产则构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资金池。养老金紧随其后，其可投资资金超过40万亿美元。虽然欧洲养老金投资组合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居于领先，亚洲基金（前二十大基金中有一半在亚洲）也在更积极地跟随欧洲步伐，期望以更全球化的投资来赢取更多回报，以满足国内保障需求的日渐增长。它们在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积极游说，以争取在房地产、电信、金融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等具体行业中获得更多的投资份额。保险基金的资产规模达30万亿美元，传统上它们主要投资于国内组合，但如今他们也开始更多地接触各国市场，资本愈加网络化。此外，金融产品中最为普通的品种——共同基金及债券基金的规模也有30万亿美元，它们也比以往更青睐外国股权。通过购买国外的大盘股和中盘股，这些基金希望借助这些公司的成长来为本国的散户投资者赢取收益。

近年来，官方资本控股也在稳步增长。各国央行外汇储备总额已经升至8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亚洲。亚洲国家的政府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现金投入他们的政府投资工具——主权财富基金，其总量已经升至6万亿美元。如今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部署更为激进，投资领域涉及房地产、银行以及其他多个领域（以弥补油价下滑导致的收入下降）。主权财富基金通常与私人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共进退。私人股权基金的规模预计略超2万亿美元，对冲基金的规模也有2万亿美元。随着银行受到的监管越发严厉，对冲基金已经不满足于（像银行一样）在公开市场提供信贷服务，也开始（像私募股权一样）涉足公司并购。

市场投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把他们加以区隔也变得越来越难。拥有庞大但分散的管理资产的实体如今被称为“另类资产管理集团”或“多元化金融机构”。以贝莱德（BlackRock）为例，该公司管理资产高达4.5万亿美元且来源十分全球多元化。这类机构管理着大量永久资本，可以投资于包括新兴市场政府债券在内的任何资产类别。它们时刻扫描市场机会，高档房地产、低估的股票、机场、收费公路等产生费用收入的基础设施以及科技初创企业都是它们的目标。通过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等形式，全球的资产管理者与地方的合作伙伴结为一体，这样就可以规避投资限制，获得更好的投资待遇。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印度尼西亚，全球每四桩企业并购交易中就有一桩发生在新兴市场，但这些交易背后大都有发达国家精明金融家的身影。他们发挥了在业务洞察力和技术升级上的关键优势，将地方企业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银行”的类型其实多种多样。那些受人误导的反资本主义评论家似乎没有认清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从资产管理公司到信用社），它们在项目融资、零售银行资本筹集与房贷、企业创建和资金流动、技术引进以及成百上千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扩张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美国，非银行机构已经是最主要的贷款提供者，是它们提供的资金支持了数以百万计资不抵债的住房贷款以及中间市场业务。

在新兴市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同样十分密切。从2009年到2014年，外国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增长了一倍。地方政府也因此有能力进行更多投资，地方银行也才能放出更多（本地货币）贷款，以支持加油站、杂货店等小企业贷款以及个人贷款。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增长放缓、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时，他们就必须允许这些外资不受限制地进入本地股票市场，只有如此本地的公司才能获得招聘雇员发展业务的资本金。没有这些愿意承担风险的私人资本，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市场就会如同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样，陷入既缺资金又缺制度的不堪状态。

市场能够全力帮助人们实现互联互通，贸易融资就是此方面的一个极佳案例。贸易融资能够促进企业的出口产品生产，同时也被证明是一种低违约率的可靠投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80%的全球贸易都有金融机构的支持。然而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法规（例如要求银行持有更多在岸资本的《巴塞尔协议III》）却不小心阻断了这一连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键通道。为了方便中小企业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和阿布拉杰集团（AbraajGroup）已开始支持中东和非洲区域间的资金交流。德国的中小企业数量是美国的5倍（德国人口只有美国的14），因此更加重视对工具制造商这类扎根型企业的支持，而这类企业则可以借助贸易融资拓展亚洲市场。欧洲中小企业进入亚洲，东盟的中小企业进入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以及欧洲，这些都证明灵动的全球资本对地方企业的支持创造了真实且富有成效的新流动性。

金融危机教育我们，巨量资本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十分危险，不过，若因此就放弃对全球金融的利用则属于绝对的因噎废食。资本主义不一定非得是社团主义。如果说金融市场是资本的增值，那么金融供应链就是财富的扩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充足的全球流动性，创建更多金融供应链，将资本与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创造价值的资产相连接。世界的资本分配越广泛，这个世界就会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