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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9页）

突厥人和粟特人达成的“军事力量+商业力量”的国家经营模式，也被回鹘如法炮制。只不过由于信仰拜火教的那些粟特人属于突厥一派，所以回鹘转而选择了与另一批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搭档，由回鹘提供军事力量，摩尼教粟特人提供商业力量。

在回鹘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并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之外，为了“答谢”回鹘，唐朝不情愿地又与回鹘约定开通绢马互市，也就是用唐朝的丝绸制品与回鹘的马匹进行交换。其实唐朝中后期是缺少马匹的，确实需要从草原上购买马匹来充实军事力量，说唐朝“不情愿”是因为绢马互市的价格。

按照规定，唐朝购买回鹘马匹每年最高额度是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如果每年回鹘都赶来10万匹马，不论是好马还是老弱病残马，唐朝都得无条件支付400万匹绢，这绝对是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可是当时的唐朝别无他法，唐军连安禄山的叛军都拿不下，当然更打不过草原霸主回鹘了，只好花钱买平安。

龟缩后的唐朝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草原与华夏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军事敲诈—破财免灾”的套路上。不管怎样，绢马互市开展起来后，至少回鹘没有了入主华夏的念头，这是唐朝换取的外交成果。

然而，回鹘汗国算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吗？未必如此。

绢马互市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让唐朝苦不堪言。不过这世间有一个道理是，财富是一把双刃剑。流淌向草原深处的丝绸洪流虽然给回鹘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但也给这个新兴的草原帝国带来了致命隐患。

手握大量华夏物产的回鹘上层人士再也不是过去那些厉兵秣马的游牧骑手了，他们效仿唐朝人，在草原上修建起可汗城、可敦城等城市，建造宫殿，穿起绫罗绸缎，在草原深处过起了奢靡的定居生活。

回鹘汗国的都城叫喀拉巴格什。9世纪30年代，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曾经拜访这座草原上的城市。他描写道，这座城市极宏伟，人口众多，商铺林立，并且由12扇铁门环绕构成一座大堡垒。在城市之外的乡野，遍布着大量的良田。

回鹘人在自己的草原疆域腹地兴建大规模城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控制贸易路线，发展远途贸易，从中渔利。东西方的商人，尤其是回鹘汗国倚重的粟特商人会把这样的城市当作货物储存和交易的场所。城市周围的农田则是为了满足商业城市人口的粮食需要而耕种的。

当然，回鹘人并不是化剑为犁，从草原战士彻底变成了农民，回鹘人仍然是游牧民，他们只是把一些擅长耕种的农民带到了草原上，让农民帮助自己种粮食。

站在后人的角度观察这样的回鹘汗国，我们能够感受到回鹘人的苦心，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探索草原与华夏的融合之路，试图建立一种“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一种与隋唐王朝前期一样是混合政权但政权根基在草原的模式。

这种模式显然是一种新的草与禾的融合探索。回鹘人的探索能成功吗？

草原城市给回鹘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这个草原帝国带来了隐患。草原政权的特点是流动性、机动性：游牧民逐水草而居，放牧牲畜；游牧骑兵来去如风，令人生畏。可是有了城市，而且还是聚集了大量财富和行政人员的城市，游牧帝国就牺牲了一部分机动性，少数的几个城市成为帝国的“神经中枢”，如果神经中枢出了问题，整个帝国就会瘫痪。

历史证明，虚弱的唐朝在财政重压下苦不堪言，一夜暴富的回鹘也并没有得意多久。回鹘人很快迎来了自食其果的一天。

840年左右，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黠戛斯人突然袭击了回鹘汗国位于鄂尔浑河的支流土拉河流域的中心城市，“神经中枢”被击中了，看似强大的回鹘竟然一击而溃，从其崛起到瓦解，居然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

想想也是，一个把战马换成了丝绸，王族和贵族过起了定居生活的族群，怎能算是草原族群？还怎么做草原的主人呢？

回鹘人失去了广阔的草原，当然还有他们建立起来的富庶城市。一部分回鹘贵族向南退却，据守西域的绿洲地带。在西域及其周边，他们建立起了一些小型政权，比如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虽然这些政权比起曾经的回鹘汗国显得寒酸，也失去了军事敲诈的能力，但回鹘人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桥梁”作用，他们在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丝绸之路上热衷于做生意，比如向华夏输出马匹和玉石，换取丝绸。

回鹘人借助商业力量，在草原上兴建城市，试图融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失败，这些经验教训将在未来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给后来者指明发展道路。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草原强权瞬间瓦解，压在唐朝头上的大山被搬走了。也就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吐蕃也因为宗教纷争闹起了内乱，陷入了分裂状态，唐朝卧榻之侧的这一威胁也解除了。大唐盛世还能回光返照吗？

“落花流水春去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不仅失去了对北方草原和西北方西域地区的控制权，退化为单一华夏政权，而且在长城以南的传统地区，它也只是维持住了唐朝的旗号而已，实际的局面则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最后是在唐朝与叛军的妥协中逐步平定的，叛军将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相继脱离叛军，向朝廷表示效忠，朝廷为了笼络这些降将，“悉原其罪，一切不问”。这些降将也毫不客气地“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建立了自己的藩镇。三人后来分别成为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此三镇史称“河朔三镇”，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将士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这简直就是唐朝内部的独立王国。

唐朝后期曾经多次兴兵讨伐不服管的河朔三镇，但每次都铩羽而归，可见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已经孱弱不堪。

幸好其他的藩镇还能够听命于朝廷。比如中原地区的藩镇集结了重兵，当地赋税也不上供朝廷，而是自给自足，但在军事上服从朝廷的领导。唐朝政府需要中原的这些藩镇来威慑河朔三镇，不要再出现类似安史之乱的局面。另一些集结重兵的藩镇地处西北和西南边陲，它们的开支还要仰仗唐朝政府供给。

那么唐朝后期的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东南地区藩镇的输送，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道，这些地方兵力不足，钱粮却丰盈，是唐朝后期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于是，东南藩镇的财力维持了唐朝政府的运转，边疆藩镇给唐朝提供了国防力量，不同藩镇之间相互制衡，这样的体系竟然让衰弱的唐朝又维持了100多年的统治。

所以宋朝人评价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所谓诸侯，就是藩镇。

唐朝能够续命100多年，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外来人”的帮忙。

虽然大唐变成了“小唐”，龟缩为单一华夏政权，但唐朝并未闭关锁国，它的身体里还残留着草原的基因，唐朝依然在吸收周边的游牧族群，把它们纳入自己帐下，利用游牧族群的战斗力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这是唐朝一以贯之的策略。

在草原帝国回鹘和高原王朝吐蕃相继瓦解后，唐朝周边是群雄混战的局面，一些在争斗中落下风的部落会向还维持着表面统一的唐朝求援，请求内附。

观察唐朝后期东亚大陆上的局势，表面上看草原上群雄逐鹿，华夏则藩镇割据，似乎又回到了单一草原政权对阵单一华夏政权的老路上。隋唐前期那种草原与华夏天下大同的威武气概，此时全然没有了踪影。

但经过隋唐前期的风云变幻，被胡风浸染的华夏和被汉风洗礼的草原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长城内外都曾经尝试着建立混合政权，差别只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草原文明，还是以草原为主体融合华夏文明。前者即隋唐王朝试图打造的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后者即回鹘汗国试图打造的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从汉末几百年的动荡时代到隋唐几百年的帝国时代，长城内外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和文化交流，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彼此更为熟悉，互相借鉴。在形形色色的商人甚至各个政权间频繁贸易的牵引下，华夏与草原的联系更加紧密。或者借用现代的词汇，两个巨大的区域之间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不是两者变成一个样子，而是互通有无，各有所获，互利共赢。这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融合，它比依靠军事力量的疆域融合或者政令控制下的融合更生活化，从长远看也更有意义。

从单一政权通往混合政权的道路已经开辟，虽然唐朝与回鹘都遭受了重挫，历史的短暂徘徊仍然暗示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更深层次的融合即将展开。接下来的千年中，更为激动人心的大融合时代徐徐拉开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