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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4页）

拓跋部两次南迁的过程，正伴随着匈奴被以东汉为首的周围政权打散的过程，所以拓跋部沿途吸收了很多匈奴部落，壮大了自己。

其实对古代草原上的各个族群来说，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当我们说在草原上鲜卑取代了匈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匈奴人都被消灭或者迁走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匈奴人都还生活在草原上，依旧从事着游牧生产，只是被新的统治集团鲜卑吸收了，变成了鲜卑人。

此后岁月中统治草原的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族群彼此更迭，也是这样的规律。

总之从时间上看，当檀石槐威震漠南草原的时候，拓跋部还在北方草原上游荡，来不及加入檀石槐的鲜卑大队伍。到了三国时期，拓跋部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为据点，统御周围的各个鲜卑部落，并且和其他鲜卑势力一道，与曹魏政权往来不绝。西晋建立后，拓跋部也与之频繁交流。此后拓跋部几经沉浮，终于在西晋“八王之乱”的乱世中抓住机遇，首领拓跋什翼犍于338年成为西晋所封的代王，几年后定都盛乐，开始参照华夏王朝建立各种政治制度，从此拓跋部从一个纯粹的草原游牧势力演变成一个糅合了华夏色彩的小王国。

在拓跋什翼犍的手下官员中，有鲜卑人、汉族人、乌桓人等。同时，拓跋什翼犍还有自己的“侍臣集团”，也就是由各部落首领和豪族的子弟组成的统治阶层，这是为了将部落贵族和他们的子弟吸收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而采取的措施。拓跋鲜卑毕竟是从草原部落联盟起家，需要把各个部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因此贵为君主也不得不妥协，与部落首领分享权力。从拓跋什翼犍的政权权力结构中，可以看出代国已经兼具华夏与草原的特点了。

代国正好也位于长城地带，所以拓跋鲜卑建立的这个国家和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有类似的特点，它们既有草原的传统，也有华夏的影子。由于南迁和建国相对较晚，拓跋鲜卑的游牧色彩更为浓郁，保持了更多的草原传统。随着政权的发展，代国逐渐学习了前燕的一些政权治理经验，学习如何管理城镇，如何管理大量的汉族人，以及如何管理农耕社会。

早期代国的历史比起前燕来更为艰险。376年，还相对弱小的代国遭受灭顶打击，强大的前秦讨伐代国，代国根本无力对抗，一战而败，代国灭亡。幸亏前秦皇帝苻坚头脑发热，发动大军去攻打东晋，淝水之战打下来，苻坚的前秦土崩瓦解，北方一片混乱，拓跋部的机会又来了。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集结旧部，于386年再次复国，先是即代王位，然后他可能觉得代国没什么威名，马上又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魏政权。

拓跋珪复国后立刻东征西讨，扫荡了周围的小势力后，与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后燕（前燕已经被前秦消灭）在华北决战并胜之，版图大为扩张。盛乐小城已经不适合作为大国之都了，于是拓跋珪迁都平城，也就是昔日冒顿与刘邦正面交锋的地方。多么有象征意义的地点！

此时的北魏已经从一个长城地带的游牧小国发展成囊括一部分草原和大片平原区域的北方强国，拓跋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初游牧部落松散的联合体制已经不适合用来管理新的疆土了。

志向远大的拓跋珪采取了部落解散政策，就是将拓跋部旗下的各个部落集中迁居到国都平城及其周边，集中居住的各部落按照方位重新整编成8部，成为北魏国军的核心。同时把各个部落族长对部落的统率权收归国家所有。说白了，就是部落的战士和民众直接隶属于北魏皇帝，不再隶属于各族首领。各族的势力受到了削弱。

北魏的皇帝从拓跋珪开始，从草原政权的联盟首领转变成了有些华夏味道的君主。拓跋珪之后的北魏皇帝继续率领着国军南征北战，逐一扫荡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各路势力，最终在439年消灭西凉后，基本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

军事胜利带给北魏的不只是喜悦，还有国策选择的烦恼。

统一华夏的过程，意味着北魏国土中草原疆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华夏疆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北魏统治的农耕区面积远远超过了游牧区的面积。从人口角度就更不用说了，北魏国土中的农民数量远远多于游牧民数量。即使在军事上北魏还可以依靠拓跋族群为主力，但是在国家治理上，显然已经不可能照搬草原上的那套游牧传统了。

作为一个靠游牧部落打下天下的政权，北魏不得不面临抉择：是该更多地维持自己的草原传统，还是该更多地转变为华夏政权？

从北魏建国直到魏孝文帝登基之间的大约100年中，北魏政权采用的是兼具草原传统和华夏传统的二元化结构，也就是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共同运作。

具体来说，内朝就是皇帝身边的侍臣集团，他们都是拓跋鲜卑部落中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以草原游牧时代的一些传统行事，拱卫在和自己同族的拓跋皇帝身旁。而外朝则是基本上按照华夏王朝的治理模式来执行皇帝的各项政策的行政组织。熟悉华夏王朝治理模式的人当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所以外朝的官员主要由汉族士族中的精英来担任。

所以在北魏的前期，不那么严谨地说，鲜卑人的内朝是决策机构，汉族人的外朝是执行机构。在北魏从一个小王国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结构算是勉强应付了北魏横跨草原与华夏的新局面。

但是，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大片的华夏区域落入北魏手中，对北魏政权在国家治理上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管理的农耕区十分广大，相对来说草原游牧区却很少，这就要求政权组织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不成比例的现状。

北魏粗犷式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无法应付新局面。具体来说，内朝作为决策机构，如果其成员都不熟悉华夏的经济和文化，怎么做决策？内朝根据自身的游牧经验搞出来的政策，外朝如何向华夏的农耕区推广？内朝与外朝经常“鸡同鸭讲”。

迫不得已，北魏的内朝也开始吸收汉族士族来帮助做决策，而且国家越大，需要决策的事项越多，内朝变得越来越大，内朝和外朝之间的权限冲突也变得非常突出。北魏的二元结构制度越来越不稳定了。摆在当时的北魏统治者面前有几条路。

其一是退回拓跋鲜卑初期的草原部落传统，完全依靠鲜卑人的军事力量，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大量的汉族人之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这一方案相当于退回到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可现在北魏的主要国土是华夏区域，采用这个方案，前车之鉴就是匈奴人的前赵和羯人的后赵，看上去不是什么好主意。

其二是彻底转变为华夏王朝，施行华夏的政治制度，同时让鲜卑人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这一方案相当于挺进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实际上就是向昔日汉朝的组织形式靠拢。

不论选择上述哪条路，都是将国家的管理机构从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

其三是在现有的二元政权模式中进行调整，找到更加适合现状的政权模式。比如，在照顾草原传统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华夏的政权治理方式，形成一种“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充分发挥草原游牧族群的军事力量和华夏农耕族群的巨大生产力。

听上去这第三条路十分美好，但需要很强的政治能力和高超的技巧，很难把握好尺度。北魏作为很早入主华夏的草原族群，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没有蓝本可以借鉴。

北魏的历史告诉我们，北魏统治者选择了第二条路。

魏孝文帝拓跋宏5岁即位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摄政，北魏启动了非常激进的改革。孝文帝时期最震撼的改革事件可能要算迁都洛阳了。此前的都城不论是盛乐还是平城，都处于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带，而洛阳处于中原地区的核心位置，周围是肥沃的农田和大量从事耕种的农民。

493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时，完全清楚自己的那些鲜卑族人会有多么不高兴。于是他打出了御驾亲征南齐的旗号，率领群臣和大军从平城出师，向南进发。到了洛阳，孝文帝不走了，随即宣布迁都洛阳。即便如此，许多鲜卑重臣依然闹着要回北方，回到自己熟悉的草原去。孝文帝不得不适当让步，允许一部分迁移到洛阳的鲜卑贵族冬天居住在洛阳，夏天返回平城，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雁臣”。

孝文帝改革废除了北魏此前一直沿用的内朝制度，并以法令的形式“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汉姓”，推动鲜卑贵族与华夏士族通婚。

这些激进的改革当然会引发坚守草原传统的鲜卑贵族的不满，甚至在496年还发生了以皇太子为首，一些鲜卑贵族参与的谋反事件。虽然孝文帝迅速镇压了谋反，并处死了闹事的鲜卑贵族，但整个国家从草到禾的天翻地覆的转变，让以草为生的鲜卑族人备感失落，特别是那些中下层的鲜卑族人，感到他们的君主正在抛弃他们。他们会问：这个国家的江山难道不是我们打下来的吗？为什么被忽视的竟然是我们？

让北魏选择迁都洛阳、融入华夏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疆域广大的国家，还因为北魏在草原上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手——柔然。柔然的崛起，封死了北魏政权向北扩张的路线，压缩了北魏的草原疆土，这也是北魏不得不选择南下发展，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

按照北魏的说法，柔然的始祖曾经是拓跋鲜卑的奴隶，一个叫木骨闾的柔然人集合了百余人逃到阴山的北面，投靠了其他部落。大概在4世纪末的时候，复国后的北魏正忙着消灭华夏的各个势力，无暇顾及北方草原，结果柔然趁机扩张势力，占据了草原，初步形成了与北魏南北对峙的局面。

考虑到北魏和柔然是100多年的死对头，因此这段关于柔然崛起的故事显然有贬低对方的意味。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柔然已然成了北魏的心腹大患。5世纪初，柔然汗国建立，柔然铁骑几乎横扫了整个蒙古高原。424年，柔然6万骑兵袭击了北魏旧都盛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得不亲率大军应敌，甚至被柔然骑兵围困。三年之后，柔然骑兵又直接威胁了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另一个目的——军事防御。不论盛乐还是平城，都离可怕的草原敌人柔然太近了，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迁都到洛阳之后，北魏就有了战略纵深，江山社稷更为安全。

柔然的勃兴，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整体国际形势。

历史教科书中往往把北魏这段历史归入南北朝时期，北朝就是北魏以及之后的北齐、北周，南朝就是宋、齐、梁、陈等政权。北朝与南朝，大概可以用三国的疆域来概括，北朝大体上占据了魏国的疆域，而南朝大概占据了蜀国和吴国的疆域。只是后来北朝越来越强大，双方的边界逐渐向南移，到了南朝最后的陈朝时期，南朝已经龟缩到只剩下小号的吴国疆域了。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东亚大陆，则是一个更大的“三国”局面：北面的柔然、中间的北朝、南面的南朝，呈现出南北方向的三国形态。至少在北魏的大部分时期，中间的北朝国力基础最好，但是地缘政治最差，处于被草原势力和南朝政权南北夹击的态势。

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华夏王朝与草原政权的对峙；北魏与南朝的关系，又像此前三国时代魏国与吴国、蜀国的关系，南北分治。这种南北方向的“新三国”关系，让北魏的位置一下子变得很尴尬了。

在汉族人眼中，鲜卑人是北方那些游牧部落中的一支，北魏是一个胡人南下建立的外来政权。汉族人的正统政权要么已经不复存在，要么应该是江南的那个，不论是叫晋，还是叫宋、齐、梁、陈，毕竟算是汉族人南迁建立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