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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优于个体（第2页）

学生和设计者与社区成员坐下来讨论时发现，当地唯一的零售商店就是酒类商店，而且生意似乎不是很好，直到他们了解到这些商店也卖可以拆开的手电筒。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教孩子们焊接。孩子们制造了可穿戴的装置，不但能发光，还能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彼此。他们没有围绕这个东西讲理论，而是帮助孩子们制作。大多数点子都来自孩子们自己，这一点让人十分激动。这件事给媒体实验室的小组的启示是，负责任的干预意味着要理解任何一项创新将在更大“系统”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来说，任何由媒体实验室自己设计的东西都是“个体”。光伏电是否能进入底特律混乱的社区，适应特殊的需求、环境和复杂性？有这个可能，但那更多的是出于偶然，而非刻意为之。

“系统优于个体”原则让人认识到，负责任的创新不只需要速度和效率，同时也要持续关注新技术带来的整体影响，以及理解人、社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前几代人的创新主要受涉及个人利益或企业利益的问题驱动，比如“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如何用它去赚钱？”然而，创新者不用考虑生态、社会和互联网的影响而去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驱动创新必须考虑到创新潜在的系统影响。我们运用这个策略，可以保证未来的创新对我们生存的多种自然系统有积极影响，或至少是不好不坏的影响。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目标社区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媒体实验室来说，这就是将研究重点从创造“个体”向构建关系转变，让媒体实验室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过去，媒体实验室好像是一个创新型人才、产品和想法的大容器。这不是说媒体实验室从没有做过提高用户界面、鼓励个体以及扩展数码装置的潜能来促进社交和通信之类的事。媒体实验室的一些项目涉及构建网络本身，比如“驴网”（DonkeyNet，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驴”的运载能力为偏远地区提供无线Wi-Fi）之后名为DakNet，这个项目成了“印度的电子邮递员”。此前，实验室其他的项目关注了移动诊断，乡村医疗工作者的工具，也包括硬件方面，如“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计划（OneLaptopperChild，OLPC）。该计划设计了一款低成本笔记本电脑，后来是平板电脑，保障全世界的孩子都有电脑可用。

过去几年间，媒体实验室试图靠近一种模式，将实验室看成一个使用广泛网络的平台，可以连接全球社区，吸引不断增多的多样化的投入。通过“实验室主任研究学者计划等项目，实验室不断拓展与慈善基金会、个人慈善家和全球不同社区的合作，建立起从利比亚到底特律、从国际象棋大师到僧人的跨大洲、跨领域研究学者网络。DakNet计划和“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计划等过往项目为迫切需要的互联互通提供了资金，而实验室主任研究学者计划则属于不断扩展的人类知识和倡议网络的一部分。

“系统优于个体”为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原则：干预每一项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必须考虑到其对全球网络的整体影响。

将之与受价格和工程因素影响的传统工业设计进行对比。一个阐释传统工业设计方法的著名案例是福特汽车。亨利·福特（HenryFord）授权T型车使用黑色漆，因为它干得更快。但普利茅斯州立大学特伦特·E.博格斯（TrentE.Boggess）教授近期的研究对这件事提出了疑问，他的不同解释也表明福特是用“个体”的观点来看待T型车的。博格斯说：“T型车是实用性最强的车。福特无疑认为对于车辆喷漆，黑色是最实用的颜色。T型车被喷成黑色不是因为黑色漆干得快，而是因为它廉价且十分耐用。”

尽管廉价，但耐用的喷装可能成为车被看好的一项品质，这些车的受众是普罗大众，“价格低到正常收入的人都买得起——和家人一道享受在上帝的开阔大地上飞驰的快乐时光。”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购车人唯一想要的东西。1927年，廉价耐用的T型车被A型车所替代，后者吸收了众多时尚审美元素和福特此前排斥的高科技。

尽管这些改变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才系统地在设计中得以应用。结果出现了以人为中心，试图回应用户各项需求的设计。如同史蒂夫·乔布斯所言，“要从客户体验着手，再返回到技术层面”。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设计演化成了参与式设计，用户可以贡献自己的想法。之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共同设计，即邀请用户自己成为设计者。

共同设计的本质便是激发用户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这一解决方法根植于他们所在的系统中，并对系统有所回应。许多这样的解决方法具有高度专属性，特别适合创造它的人，但并不具有普适性。在亨利·福特所处的工业化时代，这种方式是致命的，但现代数码和制造技术使得为少数用户定制产品和软件变得越来越可行。

这种方式的优势之一是能打造出高度有韧性的系统，当其用户需要变化时可以快速响应。与福特用A型车替代T型车时需要全部重组设备不同，一个专注投入的群体可以立即重新设计方案，或差不多接近这种效果。

当然，共同设计并不是唯一寻找基于系统的解决方案的方式，媒体实验室也不是唯一将这条原则融入工作当中的机构。谷歌在介绍其无人驾驶汽车时，强调汽车本身只是一个“个体”，驾驶它的人工智能是“系统”，只不过无缝衔接地融入了其他所接触的系统。正因为如此，传感器和软件都设计成能处理现有的道路设施情况，解决比如醉驾和帮助行动不便者驾车等共同问题。基于“个体”的方法设计无人驾驶汽车，得到的至多是昂贵的玩具，或被设计成能使车企利润最大化的货运汽车。然而，谷歌利用基于“系统”的方法，则是旨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变化。

附言：在“白色空间”内工作

2016年3月，媒体实验室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设计与科学期刊》（JoDS，JournalofDesignandScience）一书，试图让设计和科学走得更近。

将两者连接在一起的做法包括审视设计的科学和科学的设计，以及两者的动态关系。目的是用媒体实验室有代表性的“反学科”研究风格催生出充满创意而又适应性强的方法。

当我想到我们创造出的“空间”时，我会想起一张代表“所有科学”的巨大的纸。各种学科就是这张纸上很多分布广泛的小黑点，而点与点之间大量的白色空间代表了“反学科”研究的空间。很多人愿意在这个白色空间施展身手，但对这片区域的学术资助非常少，如果没有其中一个黑点背后的学科重要性的话，靠白色空间获得一个终身教职更加困难。

此外，使用传统学科研究的方法越来越难以解决许多有趣的问题，也包括那些怪异的、棘手的难题。揭秘人类身体的复杂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快速取得突破的最佳机会是通过一个协作性的“科学”方法，但相反我们似乎无法跨越“多科学”方法，众多不同学科组成复杂的马赛克，经常让我们无法知道看的是同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语言有特定含义，我们的显微镜设置也不同。

学术资助和学术进展大多分散在各个学科，要花更大力气和更多资源才能做出特殊贡献。尽管学科之间或超越学科的空间对于搞学术研究来说存在风险，但那里的竞争也会更少；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测试有前景、“离经叛道”的方法；通过消除现存学科间那些不好的连接，挖掘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潜力。互联网以及计算、制模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也使许多研究成本得以下降。

设计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箩筐，里面装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失去了含义。另一方面，设计包罗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做法，在设计的背景下设想科学的未来，也可以在科学的背景下设想设计的未来，这会是一个有趣的、有成果的尝试。

设计已经从对有形和无形东西的设计演变到对系统的设计，再到对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设计。这种演变也带来设计者职责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位于中心的规划者，而是其工作系统内的参与者。这是一项根本性转变，需要一套新的价值与之匹配。

现在很多为企业或政府工作的设计者，在研发产品和系统时首要关注点是确保社会更高效地运行。但是这些行为的初衷并不包括关注企业和政府需要之外的其他系统。这些被忽视的系统，比如微生物系统，陷入了困境，也向设计者发出了严峻的挑战。

麻省理工学院教师内里·奥克斯曼和尹美真开设了一门很受欢迎的课程，叫“跨越规模的设计”。课程讲授的设计规模从微生物到天体物理学。尽管设计师和科学家无法预测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结果，尤其是在所有系统规模上进行预测，但我们可以察觉、理解并对我们在系统内的干预行为负责。这更像是那些我们无法完全控制结果的设计，更像是生孩子并影响他或她的成长过程，而不是设计一个机器人和汽车。

从事这种设计的一个例子是媒体实验室的副教授凯文·埃斯韦尔特，他自称是“进化的雕刻家”。他致力于研究如何编辑生物群体的基因，如携带莱姆病的老鼠和携带疟疾的蚊子，使得它们能抵抗病原体。这项叫作CRISPR基因驱动的技术是编辑基因的工具，它可以让携带被修改基因的生物体放归到野外后，它们所有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都会保留下相应的基因改变，进而让我们有可能消灭疟疾、莱姆病和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和寄生虫疾病。埃斯韦尔特关注的不是基因编辑工具或某个生物体，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我们的健康系统、生物圈、社会，还有考虑此类干预的能力。

作为参与型设计师，我们关注改变自身以及我们做事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我们能更有效地解决那些不适应当前学术系统但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本质上，我们在寻找那些重塑我们思维的方式，通过影响自身进而影响世界。

——伊藤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