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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伯里克利时代 后期（第20页）

另外，雅典规定由当年的将军发表纪念阵亡者的演说。演说者应是率军出征或者派军出征的当事人。

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的追悼演说由伯里克利发表。登上讲坛的伯里克利开始了时隔多年的追悼阵亡者的演说。

伯里克利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他做事总能出乎意表。他高超的演说技巧在这30年里已是众所周知，但他没有以华丽的辞藻来展现语言的威力。他的演讲从语言的无用开始，这让听者感到十分意外。

他说，任何言语在高贵的牺牲面前都是无用的，但重温死者为国家做出的奉献并非无用。接下来的一段演说堪称雅典民主政体的最佳宣言，2500年以后它还被收入欧洲中学课本。

我们雅典的政体，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如果给它一个名称，可以称作民主政体。因为决定国家方向的不是少数人，是大多数人。

在这个政体下，所有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担任公职所获得的名誉，并非缘于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业绩。哪怕贫穷，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不会因出身卑微而默默无闻。

除了公共生活，我们在私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充分享受着自由。雅典公民享受的，是在言论等各方面都得到保障的自由。公民不仅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对执政者个人的嫉妒、中伤、羡慕都是自由的。

即便如此，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卷入这些激烈情绪的旋涡。

雅典有各种让我们忘却平日辛劳的娱乐，有定期举办的祭祀、竞技和戏剧活动。即便在战时也照常进行。

这一点以及下面要说的事实，都证明了我们和对手的不同。

我们的对手通过排斥外国人来保证国内的安定，雅典正好相反，我们向外国人敞开大门。我们相信向外国人提供机会会让我们的城邦更为繁荣。

在子弟的教养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孩子年幼时就对他们施以严格的教育以培养他们勇敢的性格。我们不像他们一般对子弟施行如此严格的教育，但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勇气从来不比他们逊色。

对于试炼，他们用非人的残酷训练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们锻炼。我们的勇气不是法律逼迫出来的，它源于雅典公民每日生活的行动准则。

诸位现在所见的雅典的荣光和繁荣，是无数无名英雄创造的，他们给雅典带来永恒的生命。

我们热爱美，但保持节制；

我们热爱知识，但不沉溺；

我们追求财富，是为了寻求超越，并非为了愚蠢的炫耀。

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努力摆脱贫穷。

我们相信尊重私人利益可以提升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因为人们在追求私利的事业上展现的能力，也有可能被很好地应用于公共事务。雅典赋予每一位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我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不是崇尚平静的生活，而是没有履行公民的义务。

诸位每日所见到的，是可以称为全希腊人的学校的雅典。我们的阵亡者为了保护它的荣光和繁荣，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对这些人的光荣牺牲，国家能够回报的，仅仅是将这些牺牲铭记于心，抚养其子女，给予他们经济保障直至他们成年。

在此我可以向雅典全体公民再做一个承诺。尽管我们在战时不得不增强海陆两方面的军力，但我会尽力保证公民们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只有在这两方面都获得成功，雅典才不辱这个伟大城邦之名。

现在，遗属们可以继续沉浸于丧亲的悲哀之中，然后回家去，和其他人一样。

面对这位坚持开战的领袖，遗属以及其他市民没有发出任何抗议或指责之声。雅典人在这种时刻，同样被伯里克利诱导。

战争第二年的公元前430年，进入夏季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入侵阿提卡。这一年，雅典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严重事件。

瘟疫大暴发

在地米斯托克利充满远见的领导下，雅典整个市区早在50年前便处于城墙的保护之中。之后城墙延伸至外港比雷埃夫斯，雅典成为希腊唯一的被连绵不断的石壁包围的都市。其他城邦之所以没有像样的城墙，是因为斯巴达人一听到城墙二字便会神经过敏，这令各城邦有所顾忌。

在那个时代，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科林斯、底比斯都没有名副其实的城墙。阿提卡地区的村庄、乡镇更不可能具备防御性的墙垣。这意味着，面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联军的夏季入侵，当地农民毫无防卫能力。

这些农民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伯里克利因此准许他们进入雅典市内避难。雅典原本就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从前一年秋天开始又陆续有难民进入，到第二年夏季时，城市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粮食短缺的问题倒是没有发生，因为从黑海至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补给线依然正常地运作，但市内难民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收容所大多被安排在公共设施内，而希腊人没有多少卫生观念。多年以后一位去意大利半岛旅行的英国人说：“希腊人不管做什么先造神殿，而罗马人先铺设道路，整备上下水道。”

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类至高文化遗产、雄伟的帕特农神殿光芒闪耀，但没有人想到下水道的重要性。

诚然，这是孕育出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民族，他们无疑具有高水准的医疗技术，医生的数量也相当多，可是医生们面对从难民收容所蔓延至富裕人家的大规模传染病时却一筹莫展，找不到治疗的对策。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疾病。那些声称病源是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经由埃及登陆比雷埃夫斯港的说法，不过是慰藉痛苦民众的传说而已。

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德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出现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顺便提一句，罗马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记录疫病的杰作，是因为罗马人热衷于建设下水道，所以那段时间当地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传染病。

话说回来，根据修昔底德描述的症状，现代学者推测那一年肆虐雅典的传染病并非薄伽丘时代的黑死病，而有可能是伤寒。

不管怎么说，雅典市内的居民大量死亡。修昔底德也染上了瘟疫，所幸之后得以痊愈。可见年轻力壮的人相对容易康复，死者大多是孩童或年老体弱者。

这场传染病沉重地打击了雅典人，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神殿内充满恳求神灵保佑的祈祷声，焚烧献祭动物的烟火熏染着雅典的天空，缕缕黑烟在空中飘荡，久久不散。

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听说了这场席卷雅典城的灾难。随军同行的见习监察官说，此时袭击雅典定能轻易攻克。

阿希达穆斯只回答了一句“难道要不惜牺牲我们的士兵”，便下令撤军回国。就这样，这一年斯巴达对阿提卡的侵略不足一个月就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