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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纷纷建国（第12页）

15年之后发生在马拉松平原的战斗中，雅典总共投入了9000名重装步兵，占全体成年男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后来雅典成年男性人数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成年男性总数，城邦国家雅典可以送往前线的重装步兵数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雅典，虽然男性人数增加了，但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始终保持在斯巴达的2倍左右。

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之前，陆地上两军交战，主要战斗力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只是辅助力量。因此，在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的15年之前，克里斯提尼在雅典改革的过程中致力于扩充重装步兵力量是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但是根据庇西特拉图时代的状况和划分小片区后出现的改变来看，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以前是9人，此时增加到10人。原因是每个“tribus”都要选出1个执政官，10个“tribus”就有10个执政官。人数增加，每个人的权限却大大缩小了。执政官成了一种名誉，而不再是决策者，因此他们的组织也不能称为内阁了。与此相应的司法机构亚略巴古的权限也缩小了。这个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构成。也就是说，富裕阶层的权限因为他们中的一人——克里斯提尼的缘故大为缩水。

克里斯提尼像（现收藏于美国俄亥俄州事像堂）

执政官的权力弱化了，10位“将军”（strategos）组成的机构取而代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机构成了“内阁”，不仅负责政治事务，也负责军事行动。古代国家大多军政不分，明确有文武官之分的只有斯巴达。斯巴达人的语言中一定不存在“strategos”一词，尽管它是“战略”（strategy）一词的词源。

10位将军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只有1年，每年改选，可以连任。只要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论什么等级都可参与投票。

法治国家的政策一定是用法律制定的。法律虽然重要，但如果拘泥于法律，就会成为欧洲人口中的“法律的奴隶”，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克里斯提尼虽然重视法律，却没有固执到不知变通的地步。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08年—公元前322年）

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94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一个机构，叫“布列”（bule），由500人组成。雅典是直接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把公民大会看作下院的话，我认为“布列”就相当于上院，当然它与近现代国家的上院并不相同。我想，它更像是梭伦改革中的事务官僚机构。

构成500人委员会的布列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从10个“部落”满30岁以上的居住者中分别抽取50人构成。

如果你觉得抽签随意性太强，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了解古代雅典人。对于他们来说，抽签意味着神意，是诸神的决定。可以想象，克里斯提尼引入抽签的方法，其目的大概是给所有雅典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吧。

雅典全面负责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是“将军”，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是凭抽签。雅典人在灵活运用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方面，也很有天赋。直接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在雅典长期存在，应该缘于雅典人的灵活机敏，毕竟直接民主政体是一个容易出现麻烦的政体。

亚略巴古作为司法机构，长期被富裕阶层独霸。随着这一机构权力的弱化，梭伦改革中业已存在的“陪审法庭”（eliaia）的作用得以大大提高。“陪审法庭”相当于法院，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于是，与雅典公民相关的民事案件都转到此机构进行审理了。

就这样，人类史上诞生了普通公民也有权参与政治的政体。

“公民大会”（ecclesia）成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公民大会上，20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改革，经过几年时间得以最终完成。这一政体持续了170多年，直到公元前322年。其间虽有过小的变动，但是基本形式保持不变。

公元前322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去世的第二年。亚历山大大帝生前为了东征，曾经对雅典的国家政治不闻不问，任由城邦国家雅典自生自灭。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遭肢解分割，雅典最终沦为马其顿国王的属国，告别了独立城邦国家的历史。

在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改革中，也有昙花一现的内容，那就是陶片放逐。

读者们即使不知道克里斯提尼的名字，对陶片放逐也一定有所耳闻吧。

陶片放逐

一方面，当时造纸所需的原材料纸莎草需要从埃及进口，非常昂贵；另一方面，雅典的壶和碟子制造业非常发达，人们常常为如何处理陶器碎片而苦恼。

于是，城邦国家雅典采用陶器碎片代替纸张进行投票。每个人自带小刀，在公民大会上将自己的意见刻于陶器碎片上。即使投票的目的不是决定放逐某人，也以陶片（ostracon）为纸进行投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的一大发明。决定是否对某人采取陶片放逐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同于普通投票。

第一，目的明确，只为决定是否放逐某个人。此人有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

第二，以放逐为目的的投票一年一次。

第三，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能少于6000人，少于6000人自动流会，投票无效。

第四，票数超过半数，处以当事人流放国外10年的惩罚。

成为陶片放逐对象的是“可能带来危害的人”，不是“造成危害的人”。

因此，决定是否放逐某人的不是审判官而是公民，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司法问题，而属于政治问题。

遭到陶片放逐的人不是罪犯，因此他们的资产不会被没收，家人也可以留在雅典。只是本人在被流放的10年间不得踏入阿提卡地区。其间他可以指定资产管理人，也允许他让管理人给自己送钱。

要凭陶片放逐一个人，至少要有3000名以上雅典公民以“可能带来危害”为由，将其名字刻在陶片上，因此这样的人一定声名显赫。可以说，遭到陶片放逐，意味着这个人是雅典政界的大人物。

在那个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离开政治中心长达10年，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大大降低。因此，陶片放逐的真正目的大概只是为了让一个人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毕竟放逐本身完全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10年以后，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国内，而且有可能再次当选将军。不仅如此，只要公民大会同意，不满10年也可以回国。这一制度实施了25年以后，遭陶片放逐的人频频出现，这种状况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

对于政治家来说，剥夺10年政治权利的处置相当严厉。那么这一决定是否真的是3000人以上的公民的意愿呢？

举行公民大会如果是为了决定是否放逐某人，参会总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假设投票者的总人数在6000人以上，过半就是3000人以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数，也就是有投票权的人的总数从4万增加到了6万。当然，这个数字是研究者们推算出来的。即便如此，3000除以4万是7.5%。

这意味着史上著名的“陶片放逐”实际上只是有投票权的人中7.5%的人决定的。

克里斯提尼活着的时候雅典从未出现过陶片放逐的牺牲者。但是，从他死后的第8年开始，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遭到陶片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