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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以赛亚（第2页）

将会在20世纪留下印迹。

关于那个晚上，马基雅维利可能会说，他们正在描绘草图：对于那些他们无暇获知的事情，至少探寻到它们的轮廓。克劳塞维茨可能会从中注意到“瞥视”——用“心灵的眼睛”来获取通常需要长时间反思才可触及的真理。只有托尔斯泰才能描写出诸多生命围绕一个点运转的情境：就像在塔鲁季诺发现的真实而非想象出来的野兔。

对阿赫玛托娃来说，那一晚确定了另一个遭到孤立的命运，房间里那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色就是斯大林本人，他的耳目令其无所不知。对伯林来说，那晚的经历颠覆了他以前看待即将到来的冷战的道德平等视角：两个大国在做大国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美国和苏联不同，他现在已经能看清了，这种分歧不仅在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实力，而且若批判性地看待，两者的社会生态都是不同的：一个在嘈杂声中茁壮成长，另一个消除一切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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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伯林写信给一位朋友：“（在苏联）发生的丑恶与令人厌恶的一切……令人唏嘘，诗人和音乐家受到日复一日的羞辱，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刺伤他们更可怕。”苏联艺术家是不是从未摆脱过专制主义的折磨？是的，他后来承认，但是在试图压制创造力的过程中，沙皇让这种创造力得以聚焦：在他们的统治下，苏联变成了一个思想的温室，这些思想“受到了更为认真的对待，并且在那里发挥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大也更奇特的作用”。他所知道的历史与他所看到的当下之间的对比在他的脑中萦绕不去，伯林开始将19世纪的俄国“与现代世界相勾连，并与整个人类的一般状况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就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革命者和马克思自己的遗产。批判性判断的传统方法，无论是否有洞见，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是根据其优点而不是先入之见来评估的：“即便是有事实根据的发现，也无法改变现状。”伯林不久就将自己论点的涵盖范围扩充，将法西斯主义包括在内，这种“神秘爱国主义”的“高潮和破产”激起了欧洲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怒火。这导致了他所在时代的两次大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是“极权主义”决心采取“思想和论证之外的方法”消灭矛盾所造成的后果。

理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矛盾自身就内含着它们自己的解决途径。保守派则在时间的流逝中寻找答案——时间通过将它们嵌入新的环境削弱陈旧的争议：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体现了这一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对立双方共识的制度结构中寻找解决方法：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平建议就是这一方向上的尝试。两者都有这样的信念（太明显以至无法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运用所有具有足够智力的人所能理解的真理解决”。

但是，如果时间流逝得太慢怎么办呢？如果“真理”并不存在怎么办呢？如果上述问题都存在，却根本无法察觉怎么办呢？19世纪俄国的激进分子就是利用上述颠覆式的观点令20世纪受累不堪：“只要是革命所需要”，那么“一切（民主、自由、个人的权利）都必须为其牺牲”。

因此，正如伯林在1953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讲座中所说，“极大的恶”“凝固了普通人的血液”。这样的“能力”来自哪里？来自马克思全心全意贡献出来的东西——一种历史理论，这种理论给那些了解这种理论的人以自信，永远不会害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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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是伯林在1955年会评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没有丝毫暗示，这位已故总统甚至可能瞥了一眼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1938年出版）中关于“辩证唯物史观”的章节。罗斯福不是俾斯麦式保守派，也不是威尔逊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纳粹分子。然而，他对自己是什么样非常确定。

一个沮丧的世界似乎被两类人占据：邪恶和致命高效的狂热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迷茫中横冲直撞的人群，在自己不明就里的事业中热情不足的殉道者，这种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他掌控局势，就能遏制住这种可怕的潮流。

在伯林看来，这使罗斯福成为“民主制度最伟大的领导者、20世纪社会进步最伟大的支持者”。那么，他的自信源自何处呢？

并不是说我确信无疑，以任何类似波洛涅斯的方式寻找流动云彩的恒定形状，但也不是通过调和或消除矛盾：罗斯福既过于愤世嫉俗又过于人性化，所以无法追寻任何一种可能性。然而，或许他是那些“学会生存”的领袖之一，正如伯林所说，有着马基雅维利的风格，“在公开场合和私人生活中保有互不相容的多种选择”。“我是一个玩杂耍的人，”罗斯福在1942年亲口承认，“从不让我的右手知道左手要做什么。”

总统顾问们认为这种说法令人沮丧，甚至有些轻浮，自那以后一些历史学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但要更近地考察这个比喻：如果没有脑袋指挥两者，如何让一只手不知道另一只在做什么？“我可以言不由衷，”罗斯福继续解释说，“只要这样做能帮助赢得战争。”那么，大战略的一致性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权衡问题：对下属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意义重大。与任何人相比，他都更能看清两件事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不会与任何人分享这一卓见。相反，尽管他在美国历史上在总统职位上停留最久，并且在他生命最后13的时光，他已经无法独立控制自己的四肢，但在周围人眼中仍然显得游刃有余。

1933年3月8日的下午晚些时候，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乔治城的居所前面。最近就职的美国总统被左右抬出车，坐在轮椅上推了进去，并乘电梯到图书馆。近期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正在他的卧室里小憩，因那天早些时候庆祝他的92岁生日聚会而劳累。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此时尚未与以赛亚·伯林结识）为他安排了一个惊喜。“不要犯傻了，小伙子，”霍姆斯对这位吵醒自己的职员嗤之以鼻，“他不会召见我的。”然而，总统在图书馆里耐心等待。因此，这位于南北战争时期在林肯麾下三次挂彩的老兵，打起精神前往拜见林肯的这位最新继任者。接下来的谈话虽然友好，但是无甚可取之处。然而，在罗斯福离开后，霍姆斯的一句评论则被人记住了：“智力不过二等，却有一流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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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复杂的活动，”克劳塞维茨写道，“要以任何程度的精湛水准继续下去，就需要具备智力和气质的适当天赋。如果这两方面出类拔萃，并通过卓越的成就展现出来，则它们的拥有者就被称为‘天才’。”我对此的理解是，这意味着要不断调整“智力”（设定路径，以适应“气质”），这决定着探索的手段。正如没有政治是纯洁的一样，同样没有什么“大战略”不会受到不可预见的影响。

你何曾看到过不拿长杆的走钢丝者？这是因为它们是稳定器，它们的存在和往前移动的脚步，对到达目的地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然而，长杆起作用是通过感觉而非思考：专注于它们会带来跌落的风险。我认为，气质在战略中的作用也是相似的。它不是指南针——智力承担这一功能，但它是一个陀螺仪：一个内心的听觉器官，一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内心的视力”。就像走钢丝时用的长杆一样，气质决定了是跌落还是会安全地走到对面。

当阿尔达班无法克服他的恐惧时，薛西斯一世无法控制他的野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屈服于不节制。伯里克利只是通过一次演说就从宽容转向压迫，雅典人很快就跟上了他的脚步。屋大维通过学会自我控制崛起，安东尼因忘记它而覆灭。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为后世留下了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腓力二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借鉴之，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新世界。拿破仑因未能将愿望和能力匹配而失去了他的帝国；林肯则相反，他拯救了他的国家。建设者威尔逊让他那一代人失望，罗斯福变着戏法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期望。借用里根关于寻找小马驹的故事，可以说，这里的某个地方肯定藏着一个模式。

也许它就藏身于菲利普·泰洛克的建议中，即通过结合伯林笔下动物的习惯，我们才作为一个物种幸存下来：狐狸更容易适应快速的变迁，但刺猬在稳定的时代里能茁壮成长。这使菲茨杰拉德的“一流智慧”延伸到在行为和思想上都保有对立观念。这又回到泰洛克视“良好判断”为“平衡行为”的观点，需要“重新思考核心假定”，同时“保留我们既有的世界观”。或者，简单来说，将常识应用于所有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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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就要设想存在一条道德上高度均等的钢丝，从任何一端坠下的后果都同样不幸。到20世纪50年代初，伯林已意识到政治具有对立性，其两端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并不对等。

一端可提供一种自由，无须通过让自己屈服于一个更高的权威，无论是集体、政党、国家、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理论，就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另一端保留了做出这种选择的自由。伯林称第一端为“积极自由”，但这并非一味的溢美之词：这种自由若达到极端状态，将导向暴政——通过迫使其沉默消除矛盾。另一端是“消极自由”，它哺育矛盾，甚至是喧嚣：它不提供指针，可能促生游离、狭隘主义，最终导向无政府状态。

在本书中，积极自由所指便是试图驱策狐狸的刺猬：晚年的伯里克利、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丁、腓力二世、乔治三世、拿破仑、威尔逊和20世纪的其他极权主义者，他们都一清二楚地知道世界如何运转，所以更倾向于改变时势而不是顺应时势。变易时势，则其间的人民所被授予的自由介于（从最好处着眼）理想幻灭或财产被剥夺和（从最坏处着眼）受奴役或被灭绝之间。

消极自由一直以来就是接受指南针引领的狐狸：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屋大维·恺撒、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一世、美国国父们、林肯、索尔兹伯里，尤其是罗斯福。他们都谦逊有加，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甚至让矛盾为我所用的聪明才智。他们尊重时势，精心做出抉择，并在做出决定后对其细加斟酌。

两种自由都需要穿越，如同走钢丝或船穿过桥下一样——穿越便必然有风险。积极自由声称已经降低了风险或者至少推迟了风险：不管用哪种方式，穿越之后到达的新世界就是福地。消极自由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它承认局限，降低期望，并且在寻求可实现的目标方面倾向于采用经验证的手段。积极自由不需要超越理论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如果目标是相容的，手段自会与其水乳交融。消极自由既不要求相容也不要求融合，而是看重经验，接纳对理论的修正。

这呼唤着伯林所谓的“多元主义”：确定地认识到持续存在的邪恶（奥古斯丁可能称之为人类堕落的状态），也要认识到可以通过平衡它们产生善（马基雅维利可能会称之为人的状态）。即便我们没有如伯林所说辛辛苦苦地与这些矛盾生活在一起，它们也“从未让人们消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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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是1962年2月16日，地点在日惹的印度尼西亚大学。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正在回答学生关于墨西哥战争的问题：“得克萨斯州的一些人可能不同意，但我认为我们没有道理。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为这段经历感到骄傲。”得克萨斯州的许多人确实不同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肯尼迪不得不向他的兄长承诺，他将与时任美国副总统一起澄清未来关于该州的所有言论。几个月后，作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年级研究生，我观看了耶鲁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莱格·比密斯的讲座录像，他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比密斯禁不住评论肯尼迪的言论，开始时言语温和，结束时则令人难忘：“你会愿意把一切都还回去吗？”

嗯，当然不，如果我们对自己保持诚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这么做，即便在这个更看重政治正确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正义的主张，不仅会扰乱现在和未来，而且还会扰乱过去：墨西哥人需要把这一切全都还给西班牙人，然后西班牙人又需要将其归还给被其灭绝的土著民族，而土著民族则又需要将其归还给那些动植物，在他们几千年前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后，这些生物就已经靠边站。这个论点是荒谬的，但这只是因为它拒绝认可任何矛盾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共存：它从而证实了伯林的说法，即并非所有值得称赞的事物都可能同时存在。要学会生活在这种状况（且称之为历史）下适应不相容的东西。

这就是大战略起作用的地方。“在所有公平交易中，”伯克在1775年提醒他的议会同人，“购买的东西必须在一定比例上物有所值。”这个比例就源于大战略：潜在无限的期望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保持一致。公平问题呢？我会说调整这一致性以达到自由，或者用伯林的话来说，向“消极”自由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谓的让“战争”服从于“政策”，因为失控的暴力能带来什么自由呢？这也正是奥古斯丁所寻求的，让战争变得“正义”。这也正是孙子令人意外地温和地表达的：“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无论我们生存于何种“当下”，生与死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思想或精神上最不可轻忽。所有走在那根钢丝的任何一端者（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