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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第2页）

在穿越赫勒斯滂海峡之后，薛西斯一世率领部队长驱直入，他坚信部队的规模和充足的给养将使一切抵抗变得徒劳：“即便所有的希腊人，甚至所有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全都集结起来，也无法与我匹敌。”这位国王的战略在攻克色雷斯、马其顿和塞萨利的过程中似乎行之有效，但毫无疑问，他前进的步伐非常缓慢。

他的部队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不及所有士兵渡过，河流和湖泊就已枯竭。狮群（彼时在该地区仍种群繁盛）盯上了为薛西斯一世驮运给养的骆驼。此外，为满足薛西斯一世的饮食需求，大军每到一处便会将周围的资源消耗殆尽：人们对国王每天只吃一餐感恩戴德，因为如果他们被要求按晚餐规模再提供一次早餐，那么他们就只能趁早逃之夭夭，否则就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人都更凄惨”。

薛西斯一世终究不能将所有地形都夷为平地。要进入阿提卡（雅典城邦所在的大区），薛西斯一世率领的波斯大军不得不穿过位于塞莫皮莱（又称“温泉关”）的狭窄通道。就在那里，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匆忙招募而来且战斗力远逊色于敌军的斯巴达勇士，将入侵者进攻的脚步延缓了好几天。列奥尼达和他的斯巴达300勇士皆战死在此，但他们拒绝投降，这本身就表明薛西斯一世已无法再依靠恫吓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了。与此同时，爱琴海的夏末风暴正在袭击薛西斯一世的舰队，而雅典人则遵从海军将领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命令，撤离他们的城市。这使薛西斯一世陷入后来拿破仑在1812年的莫斯科所遭遇的窘境：在你终于实现攻城拔寨的目标后，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空城，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恶劣天气，这时你该怎么办？

万王之王一如既往地诉诸更强势的恫吓。他烧毁了雅典卫城，登上置于另一座海岬之上的王座，俯瞰另一片水域，从那里观望其荣光实现后残存的军队。当然，眼看着雅典最神圣的庙宇被付诸一炬，这让身为雅典公民的水兵们士气低落。但这是在萨拉米斯湾，由三层桨座战船组成的希腊舰队训练有素，德尔斐神谕承诺“木墙”（可能就是指浮在水上的战船）可护佑他们安全。于是，当着薛西斯一世的面，希腊人将他的舰队逐个击沉，大量波斯士兵落水而亡——竟然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游泳。薛西斯一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亡羊补牢，接受他叔叔回家的建议。

塞米斯托克利斯放出消息称，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桥梁将成为雅典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这让薛西斯一世加快了撤退的步伐。薛西斯一世惊恐万状，赶紧返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留下他那士气低落的军队自生自灭。希腊人随后在普拉塔亚将薛西斯一世的残余军队击溃，但其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则留待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剧作家来呈现。在萨拉米斯海战结束8年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上演，剧中描绘了薛西斯一世狼狈不堪地跛行回到自己的首都的场景，那些早先对他赞誉有加的人纷纷扼腕叹息。他的耳边萦绕着大流士的灵魂追悔莫及的警告：“作为凡人，我们永远不该将自己的想法拔得过高。”

希罗多德的《历史》借鉴了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对那最初驱使着薛西斯一世率大军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梦境的描述，是否也是从埃斯库罗斯身上获得了灵感？这无从得知，灵魂（如若不是鬼魂的话）是神秘莫测的事物。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幅场景：这一神秘莫测的事物（无论它代表的是谁）利用其超自然力量穿越时间长河，为此刻正郁郁寡欢的万王之王带去泰洛克教授的警示。这个警示便是：狐狸经常是正确的，而刺猬则往往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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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斯一世对希腊的入侵是早期非常壮观的一个刺猬式行为的例子。作为万王之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既然薛西斯一世能够聚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将赫勒斯滂海峡的水域变得如同陆地，又将阿陀斯半岛的陆地化作水域，那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在征服希腊之后，为什么不再征服整个欧洲呢？他甚至一度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让“波斯帝国的边界与宙斯的天际一致”？但是，正如刺猬惯常的做法，薛西斯一世没能成功建立起目标和手段之间的正确联系。因为目标只存在于想象中，它们可以是无限的，比如将王座置于月亮上，以享受美丽的景致。但手段则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点无可动摇：它们是地上的靴子、海中的船只，以及填充这些东西的人。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将目标和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永远无法互换。

薛西斯一世加诸自己能力的唯一限制，便是他的野心。他总是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并假设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好。他只活在当下，无视过去，忽略前人的经验，更不考虑充满未知的未来。如果薛西斯一世能意识到这些，他就能明白，要让军队和舰队携带充足的物资进攻希腊是不可能的。除非薛西斯一世能够诱使那些被占领的区域为他提供补给（这并不容易），否则他的军队（虽然可能不是他自己）很快就会面临粮草不足、体力不支的问题。就像在温泉关所发生的那样，少数抵抗势力便会动摇整个军队的信心。紧接着，寒冬将至。

然而，即使听取了狐狸式人物阿尔达班的意见，也会有风险。阿尔达班本可以警示薛西斯一世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枯竭的河流、饥饿的狮群、突至的狂风暴雨、愤怒的当地人、凶悍的战士、神秘的神谕、狂热的水兵，以及堕入水中不会游泳的波斯士兵。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可知的，它们会导致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但仅凭一人之力，即使是最睿智的预言家，也无法预测这些问题的累积效应。小事情会以不可预测的重要方式累积起来。然而，领导者不能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而裹足不前。他们必须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们事实上毫无头绪。

薛西斯一世将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残忍的程度。当吕底亚人皮提俄斯按薛西斯一世的要求提供了入侵所需的所有军队和财宝时，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使其长子免于从军。薛西斯一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决绝：他下令将皮提俄斯的长子砍作两半，然后命令军队从两段尸身之间穿过。这毫无疑问展示了薛西斯一世的决心，但也使他被禁锢在这由鲜血构成的红线内。即使他想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也是不可能的了。

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的悲剧在于，他们都缺乏对方的长处。薛西斯一世正如泰洛克笔下的刺猬，能够掌控听众的注意力，但往往会掉入自己挖的陷阱中。阿尔达班则如同泰洛克笔下的狐狸，躲开了这些陷阱，却无法留住听众。薛西斯一世说的是对的。如果你试图预测一切，你将无法完成任何事情。但阿尔达班说的也不错。如果你没有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准备，那么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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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薛西斯一世还是阿尔达班都没能达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菲茨杰拉德这么说可能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谴责。那时，他的写作生涯已经停滞不前，4年后便死于酗酒和心脏病。其悄无声息的离世与早年的盛名对照，更平添凄凉。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只有44岁。但是他的这句隐晦且寓意广泛的格言，如同伯林有关狐狸和刺猬的论断，已经流传不朽。面对这一事实，即便是德尔斐神谕恐怕也会不免妒忌吧。

菲茨杰拉德所说的两种相反的想法可能的含义是，从对立的方法中选取最好的，同时摒弃最坏的——这恰恰是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在2400年前未能达成的妥协。但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两个人的大脑中持有的观念可能是对立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立的观念可否和平共存于一个人的大脑中？在菲茨杰拉德的大脑中，对立的观念显然无法和平共处，他的一生如托尔斯泰一样备受折磨，但其在世的时间只及后者的一半。

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伯林。与上文中的两者相比，伯林更长寿，也更幸福，他的一生致力于协调同一大脑中存在的相互冲突的观念。他指出，普通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了“同样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一个人可以专注维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致力于建立、维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伯林写道，“但并不总能同时达成两者。”或者，用任何一个孩子都能理解的话说：要想在万圣节时狼吞虎咽所有的糖果，还不会呕吐，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尝试解决这些两难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试图现在解决，有些问题我们会推迟到以后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将问题归于适当的领域，然后决定在何时解决何事。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这正是伯林强调的“选择的必要性和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这种选择都失去了，那么“选择的自由”以及自由本身也将消失无形。

那么，伯林为何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声称“人类大体”可以划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我们必须要像泰洛克要求他研究的那些专家一样，将自己归为其中一类吗？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承认，这是不必要的。“有些人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有些人则既是狐狸又是刺猬。”伯林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而其他人太把这个比喻当回事了。

在伯林更大的思想框架下，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只能将自己归于其中的一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一类别的特征，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那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如果真的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智慧需要对立的元素（或者如伯林所坚称的，自由即选择），那么就不该提前规定优先选项。我们的选择必须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前者我们事先可以了解，后者则是无法预测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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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在简·奥斯汀的小说标题中，我们还能去哪里找到这样含混不清的“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展现出跨越时间的困境。仅以碎片化方式将选项呈现出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变化的发生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以历史、传记、诗歌、戏剧、小说或电影的形式再现过去。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既清晰又模糊的：它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简，以澄清教育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将这一界限变得模糊。简而言之，就是戏剧化。这一过程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不无聊。

斯皮尔伯格2012年执导的电影《林肯》是戏剧化的最佳例子。该电影展示了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林肯总统试图兑现《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对刺猬式人物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称赞的事业吗？但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林肯必须使不受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玩弄权术，一如议员们那般极具狐狸式做派。他不断诉诸交易、贿赂、奉承、施压，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致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令人窒息，至少在视觉上是如此。

在剧中，当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汤米·李·琼斯饰）询问林肯，他是如何在如此恶劣的手段与如此崇高的目标之间进行调和时，林肯回忆起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测量师时习得的经验。

指南针……能从你所在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那么，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注释标题IMDb，Lincoln（2012），at.imdb.titlett0443272"es.

在看这部电影时，我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伯林就坐在我旁边。当上述这一幕结束时，他侧过身来自得地对我低声说道：“你看到了吧，林肯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要做刺猬（求助于指南针），什么时候要做狐狸（绕过沼泽）！”

据我所知，真正的林肯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当然，真正的伯林也无缘观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在剧本中展示了菲茨杰拉德对智慧的解读：对立思想和行动力的结合。林肯心怀远大理想，同时又能考虑到眼前所需。伯林提出的有关狐狸和刺猬的划分与他所坚持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个剧本中得到调和：在看到前任们取得的成果之前，林肯无法知道自己能达成什么样的交易。这部电影反复将大事与小事联系起来：林肯明白，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以及美国奴隶制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在某个村庄由谁担任邮政局局长一职。

因此，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林肯》展示了跨越时间的行动（伯林）、同一个大脑中对立观念的共存（菲茨杰拉德），以及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反复切换——为什么没有提到托尔斯泰？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中的林肯还是现实中的林肯，都直觉式地掌握了托尔斯泰试图在自己的戏剧化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传达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在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看来，很少有领导者能担得起“伟大”一词，而他在悼念这位殉道的总统时使用了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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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战争与和平》中的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视角切换，仍然让读者震撼不已。托尔斯泰将视角聚焦于参加人生第一场盛大舞会的娜塔莎，聚焦于与人决斗并且幸存的皮埃尔，聚焦于现代文学史上最难相处、最严厉的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和最宽容、最溺爱孩子的父亲罗斯托夫伯爵。接着，托尔斯泰将视角从这些儿女情长转向横扫整个欧洲的军队，然后重新聚焦于指挥军队的皇帝和军官，并进一步描绘了普通士兵的生活、行军和战斗。视角再次切换，描绘了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硝烟弥漫的莫斯科，继而转向试图逃离战火的难民，其中包括身受重伤的安德烈，他最终在娜塔莎的怀中死去。三年前（小说中则是几百页之前），就在娜塔莎的第一场盛大舞会上，安德烈与娜塔莎坠入爱河。

无论我们是以从上到下还是以从下到上的方式接近现实，托尔斯泰似乎都在表达的是，在不确定数量的层次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有些可能性是可预测的，大多数则不可预测，只有戏剧化（不像学者那样为理论和史料所桎梏）才能逐渐反映现实。但是，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都能理解其含义。伯林试图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对此做出解释。

历史，唯有历史，唯有具体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总和（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实践中与三维的物质环境之间发生联系的实际经验之和）中包含着真理，包含着可能产生真正答案的材料。要理解这些真正的答案，无须超乎常人的资质或能力。注释标题Berlin，“TheHedgehogandtheFox，”inTheProperStudyofMankind，p.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