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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多事之秋（第3页）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段，一个从未违反过停车标志警示的人在红灯前没有停车。他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发现，但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他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法规；只有机器人才会遵守。他闯过了另一个关卡；一个月之后，他便能心安理得地做这件事；再过一个月，每当他接近交叉路口，即便是红灯亮了，他也会径直冲过去。尽管他对这种联系不太在意，但他还是会感到愤怒，因为当他去最常光顾的加油站时，若非主动要求，服务员不再像从前那样替他检查机油，也不再为他清洗挡风玻璃。他换了家加油站，那里仍是如此。大约就在同一时间，他的新车的一扇车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把门拆下来，发现竟是底特律流水线上某个不知名的工人留了个可口可乐罐在里面。

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还有其他的事。某天早晨，你发现你的牛奶箱里出现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没有牛奶了；牛奶公司已经停止配送，你得去商店里购买。邮递系统简直让人无言以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邮递服务的骇人经历。女服务员错把别人点的餐端给你。出租车司机找不到你的目的地。你的晚报没有送来。药剂师搞错了你要的处方。新买的清洗烘干两用机是伪劣商品。送货员并行停车，还不愿意把车挪开。到约翰逊任期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笑话。人们展示的标志牌上写着：提前计划。

建筑产业一塌糊涂；一项工程能延期6个月完工就算幸运了。班机不按时起飞，甚至晚点，你必须等着，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终于着陆了，你却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送到了另一个机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经常旅行的人都购买特别设计的并能够塞到座位下的行李箱。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时间表都不可信。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两次被人要求支付自己本已付清的账单，一切似乎都不再有条不紊。从水管设施到电视再到F–111飞机，全都变得一团糟。一位纽约妇女没打越洋电话却欠下了长途电话费。她拿起电话要投诉，却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拉小提琴；原来是和某家唱片公司的电话线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用自己的信用卡，却因为雷克斯·里德这个人被记录已死而被逮捕。《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个男人向自动售货机开枪，直到子弹射光的新闻。

维修工人和销售员犯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错的责任虽难以界定，但它却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还能否顺利进行。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规则不断被破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彻底被抛弃。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是由社会的繁荣发展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则将其归咎于人们的过度放纵。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把抗议学生比作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显然国内的动荡情形与越南战争脱不掉干系。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他们父母的支持下躲避征兵令，医生还会谎称他们有健康问题来帮助他们逃避，这些年轻人并不因此感到内疚。躲避征兵的人和逃兵跑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开始新生活，得到了数百万人的同情。由于最先到达瑞典的4人是搭乘“无畏”号飞机来的，他们因此被称为“无畏4勇士”。那里的人都对这个名字的含义很了解。在侨民区的居民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说：“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美国会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另一派认为在这场灾难发生前，美国能得到救赎。”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令实施以来，还没有如此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开始打破这些规定。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大麻跟其他的毒品不同，它不会让人上瘾；它又不像烟草那样对吸食者有害；也不像酒精一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常常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吸食大麻。1969年的某个时期，警察会定期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进行“缉毒”（又一个新词语）。

夏季暴乱中的抢掠者并未被逮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随意抢夺；警察在一旁看着他们，无动于衷。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这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用货物和设备换取人的性命。”确实，这样看来，是否进行逮捕，取决于这个人的身份、行为以及作案地点。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内西按照金的原定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间的圣地上建立一个“复活城”。他带领1000名穷人占领该区，政府不但没有扣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反而给他们提供移动厕所、电话亭、电源线、淋浴设备，甚至还给分配给他们一个邮政编码：20013。6月下旬，负责露营地安全的警官阿尔文·约翰逊愤怒地辞职不干了，理由是“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强奸、抢劫以及砍人事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而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仍旧是漠不关心。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镇压了1919年的波士顿警察罢工运动，获得了美国人民的认可，最终成为总统。他曾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利，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公务员罢工是“不可想象且不能容忍的”。从那时起，这个规定便被写入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某些州还写进了诸如康顿–瓦德林法之类的法律。尽管如此，1966年1月1日，迈克·奎尔仍带领交通工会组织发动罢工，此举造成165英里的地铁和530英里的公交线路停止运行，几乎使曼哈顿市区陷入瘫痪。当奎尔收到法院要求他带领罢工队伍复工的命令时，他在电视镜头前当众撕毁了命令。市政府被迫接受调停并向他妥协。

1968年，与公众利益相悖的罢工活动包括孟菲斯清洁工人罢工，而马丁·路德·金在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曾支持过该运动。同年还发生了一次垃圾工人罢工，这使得纽约街道上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积了10万吨，洛克菲勒州长最后不得不妥协，同意拨款，给垃圾工涨425美元的工资，而这个要求早前曾遭到林赛市长的否决。接下来，纽约警察设起围栏包围了市政大厅，叫喊着“警察权力！”他们以编造的各种疾病请假，冷眼旁观司机们违规占用公交车的停车位或其他禁止停车的地方。消防员工会的领导者为了讨价还价，告诉消防员不再执行诸如房屋和消防设施检查等日常任务。1968年秋，纽约5.8万名教师中的大多数先后三次罢课。接着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虽对头顶上不少盘旋待降的航班感到担心，但仍旧有意放缓引导降落的速度。

公共服务业工作者的反抗高潮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75万邮递员中有超过20万人决定停止送邮件，因为他们的年工资经过21年才从开始时的6176美元涨到8442美元。尽管他们的领导提醒他们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一年监禁，还会失去养老金以及被禁止申请政府提供的其他工作。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注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业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由成立于1886年的美国劳工联盟和成立于1953年的工业组织协会在1955年联合而成。——编者注的全国邮递工作者联合会下属曼哈顿–布朗克斯分会的6700名成员仍然投票支持罢工。不久，大纽约地区的其他邮递员也加入其中。这次罢工在之后扩展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以及旧金山等地。

这是美国邮政服务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给公共服务正常运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纽约平均每天往来的邮件和包裹多达2500万件；全美国平均数为2.7亿件。许多公司不得不暂停营业。纽约的银行收不到他们每天平均3亿美元的存款，40万依靠救济金的家庭领不到他们的支票，股票经纪公司不得不使用装甲车押运华尔街的债券。罢工的第6天，国民警卫队接手处理纽约的邮件；第8天，邮递员才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跟进行罢工的其他公务员一样，他们也从这次非法罢工活动中获利。国会投票决定给他们涨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算起，还决定建立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外，还会对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更多关注。

1968年发生的反常事件中还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选问题。厄尔·沃伦尽管活力依旧，但由于年事已高他还是决定退休；3月19日那天他年满77岁。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的决定。这是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从未有一个法庭在决定其所处时代的前进方向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在沃伦的领导下，最高法庭开始为破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定有关学校祷告的事务、共产党员的权利、色情产业、被告的逮捕与认罪以及立法机构席位重新分配的“一人一票”的法规铺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以上最高法院的开庭。林登·约翰逊作为总统，总想事事亲力亲为，现在他要亲自任命一位新的最高法官。他提名大法官艾华·福塔斯担任最高法官，由得克萨斯州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位。

这两个人都是总统的老朋友。福塔斯跟总统的关系非常亲密，三年前就是总统安排他进入了最高法院。约翰逊就是约翰逊，非要将这两项新的任命复杂化。他要等到参议院确认了他对福塔斯的任命，才会同意沃伦的退休申请。然后，一旦福塔斯安稳就职，索恩伯里就可以接手他的职位。但是共和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可以在11月入主白宫。他们称福塔斯和索恩伯里为“跛脚鸭”，攻击福塔斯是总统的“亲信”。

密歇根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成为17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的领袖。刚开始，他们似乎干不成大事。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称这种所谓“任人唯亲”以及“跛脚鸭”的攻击“肤浅无聊”。他说：“没有人会去找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到最高法院任职。”他还补充说，林肯、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都任命过自己的朋友。德克森谴责格里芬说：“现在该是我们对所用语言更谨慎些的时候了。”即便是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在最高法官这个职位任命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福塔斯看似并无担忧。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福塔斯的提名得到国会认可前，总统可以让沃伦留任，是有许多先例的；许多较低级别的联邦法官被任命时，他们的前任仍在职。

现在的问题出在福塔斯自己身上。他遭到严厉盘问，度过了可怕的4天。根据宪法，以他现在的证人立场，他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将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赤裸裸地违反。然而，反对党的参议员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朗读福塔斯所参与的自由派决定上。接着他们就他担任大法官期间的行为表现方面进行质证。这也是三权分立的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痛心。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他理应远离行政部门，但他并未这样做。他承认自己参与了白宫召开的关于越南战争以及贫民窟暴乱的会议，还坦承自己曾因为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发表“越南战争对经济造成影响”的言论，打电话训斥了他一番。福塔斯抗议说，法官给总统提建议的先例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一旦跟约翰逊总统扯上关系，人们总会觉得进行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只需一根稻草的重量便可以压垮骆驼背，委员会得知，福塔斯曾因给一系列暑期班授课而获得1.5万美元，而这些钱来自于那些有可能在最高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涉案的商人。

司法委员会以17∶6的票数通过了任命，但共和党人和南部参议员企图阻挠国会做出决定。要想结束这种阻挠，需要获得参议院23的票数支持，这时，德克森拆了福塔斯的台子。他说，他不会支持停止阻挠的行动，他甚至不确定他会投票支持任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杀害一名芝加哥警察的罪犯施以死刑的判决，因此得罪了德克森。最终讨论的投票结果是45票支持，43票反对，远不及所需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提名。总统“深感遗憾”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表示他绝不再提名。随后，5月的《生活》杂志披露，福塔斯还接受了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提供的2万美元的酬金，而路易斯曾因被控股票操纵罪而被告上法庭。尽管他已经归还了这笔钱，华盛顿方面仍感到非常震惊，看到其他事件可能即将被揭露，于是他辞职了。随着福塔斯和戈德堡的离开，一位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显然未来的最高法院将不再会那么开明了。

美国人有自己的方式来粉饰和崇拜他们的英雄上，他们会把英雄捧上天，然后一脚踹开。1968年秋，美国迎来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想要的既不是往日的崇拜，也不是现在的诽谤，而仅仅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已。她是一个美貌与性感兼具的女人。对于美国历史上这个糟糕透顶的周末来说，正需要一个拥有这些天赋及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作为第一夫人的确更伟大，但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杰奎琳·肯尼迪使这个国家的悲伤变得庄严典雅。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女人能超越她。但后来，她需要安宁，但只要她还是寡妇，这个愿望似乎就无法实现。在华盛顿，游客乘坐的观光车停在她家门前；她搬到纽约后，计程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按喇叭。

为了避嫌，她只跟婚姻美满的公众人物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伦纳德·伯恩斯坦常常伴她左右。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以戴维·奥姆斯比–戈尔之名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哈莱克勋爵，现在是个鳏夫。新闻界表示，他有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任丈夫。电影杂志则说是另一位年迈的希腊船王，影迷们则权当是笑谈。

1968年10月17日，他们无法笑出来了，因为杰基的母亲当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也就是那个年迈的船王。奥纳西斯的父亲是一名士麦那烟草商人，他累积了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的财产。此外，他旗下资产还包括100艘轮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以及一艘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还有一座希腊小岛——斯科皮奥斯岛。相信这个报道的那些人不认为新娘的母亲失去了理智，或者这个婚讯是个荒谬的笑话，他们讨论能给这对夫妇送什么。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轮船以及戴比尔斯钻石矿都是人们建议的选项。

“杰基，你怎能如此？”这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快报》的头条标题。奥纳西斯比她还矮了两英寸，都可以当她的父亲了——他比她要么大23岁要么大29岁，这得取决于你相信哪天是他的出生日期。奥纳西斯离过婚，这就意味着杰奎琳没有可能得到教会的祝福。最糟糕的是，新郎完全没有社会良知，而社会良知却是肯尼迪信条的核心部分。奥纳西斯曾说，他认为完美的安身之所应是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他的确在许多国家欠下了数目惊人的税款，在美国也不例外。一名先前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评论说：“她为了丑恶阔佬注原文中为“卡利班”，是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指丑恶而凶残的人。这里借指年老而品行不好的希腊船王。——编者注宁愿抛弃自己的白马王子。”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个希腊的竞选搭档，现在人人都想效仿他。”人们普遍认为要是鲍比·肯尼迪还活着，她一定不会这样做。

婚礼于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一个叫作小贞女的小天主教堂里举行。郁金香是用船王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空运来的。新娘当天穿着一件瓦伦蒂诺定制蕾丝婚纱。她的两个孩子担任花童。新郎的孩子则作为证婚人。希腊东正教的婚礼仪式一共进行了45分钟，之后这对夫妇从圣餐杯里领取了圣餐，并戴上了象征繁衍和圣洁的柠檬花编织成的花环。亲吻《新约全书》后，他们围绕圣坛跳起了仪式性的舞蹈。之后在白色游艇上举办了招待会。希腊海军以及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船严加防范，防止记者靠近岸边。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巨大的镶着一圈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还有配套的耳环——价值120万美元。

这才只是开始。根据资深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的报道，这对夫妇婚后的第一年就花掉了约2000万美元，之后他们的开支仍旧保持着每周38.4万美元的水平。光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价值500万美元。由于他每年的收入大约是5500万美元，这些花费根本不算什么。躲避新闻媒体的跟踪，可不是件易事。在她的身份还是肯尼迪夫人时，她同意在婚礼前夕召开一次媒体见面会。会上她说：“我们希望婚礼是非公开的，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柏树林掩映下的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双方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子女参加。大家都应该理解，即使是某些十分出名的人，在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这些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心里的感受也与普通人无异。”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想方设法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人物，被追踪报道是难免的。摄影师们的跟踪更厉害。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远摄镜头拍到了她全裸享受日光浴的照片。但让她遭受最大打击的并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报道，而是来自于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报道将她称为“公共罪人”，称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抗议说“只有上帝知道”谁有罪，谁没罪，他恳求世人“友爱、相互尊重和敬爱”。然而，梵蒂冈的教会法学家却固执己见。他们裁决说，在上帝看来，美国首任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的结合是对神的亵渎。

理查德·尼克松参加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于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开始，当时他以本杰明·查普曼的名字入住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没过多久，用假名就行不通了，因为他的照片重新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更因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79%的选票，从而成为共和党的头号总统竞选人。此后他的竞选一帆风顺。乔治·罗姆尼说自己过去“被洗脑了”，才会支持越南战争，因此一开始就被打败。纳尔逊·洛克菲勒退出了竞选，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再参选后他又回归了，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唯一后果是使他失去了早期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挑选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前，阿格纽在马里兰州以外的地方并不为人知。他自己也坦承说，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大会上被宣布后几小时，一名记者在亚特兰大市区拦住路人问：“我会对你们说出两个词语。你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它指的是一种疾病。”第二个人说：“它是某种蛋的名字。”第三个人的回答稍微沾了点边，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拥有一家造船公司。”

《时代周刊》评论说，阿格纽的资历“并不让人信服”。但他还是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克松想要一个顺从听话的竞选伙伴，充当类似他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那种角色。很难评估阿格纽对总统选举局势的影响，因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而是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阿格纽谴责“虚伪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我们口中的辛苦工作和爱国主义。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卑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两年一直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早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发表讲话说：“如果你到一个黑人居住区看过，那么你就已看清了所有。”阿格纽将一名第二代的日裔美国记者称作“肥胖的日本佬”，称波兰裔美国人为“波兰佬”。他的言行非常粗鲁，以至于有一个抗议者在他面前举条幅抗议，上面写着：“要求斯皮罗立即道歉。省得我们之后麻烦。”其他抗议者用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则是：“如果你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就是罗斯玛丽的婴儿”。注《罗斯玛丽的婴儿》是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1968年出品的美国惊悚电影。片中笃信天主教的主人公最终生下魔鬼的儿子，以致该片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争议。“罗斯玛丽的婴儿”一词一时也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编者注

在总统竞选初期的几周里，落选者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原因之一是先期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非常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像是在迈阿密海滩进行冗长无趣的仪式一样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深重的厌倦情绪像垫子一样压抑着整个大会。”合唱团唱着歌曲，乐队演奏着音乐。约翰·韦恩朗读了鼓舞人心的“为什么我以身为一名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也都处于倦怠状态：如阿特·林克莱特、康妮·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克。政治家的枯燥演讲似乎没完没了。唯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大会外围。有消息称，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因为其黑人身份而被禁止参加招待酒会。迈阿密的黑人因此暴发了骚乱，电视台的主播们报道，70名警察全副武装进入了骚乱区域，之后有消息称有4名黑人死亡。尼克松在一个黄色便笺本上草草写出了一篇演讲稿，这次讲话不久就会闻名全国。在讲话中，他号召人们找回美国过去的“受梦想所激励的上进精神”。

美联社报道称，共和党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大会参加者的记忆中是最为严密的”。第二次肯尼迪遇刺事件吓坏了特工处，因为当时约翰逊安排该处负责所有重要候选人的安全。在大会举办的城市，特工乘坐直升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其他特工端着狙击枪和望远镜在楼顶密切监视着往来的人群。一支30人的防暴小队整装以待。全部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都要上交所携背包和钱包以供检查。有些民主党人抱怨做得有些过了。两周之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召开。

芝加哥即将发生的暴力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那里具备了形成暴力事件的充足条件。戴维·德林格领导下的负责协调80个和平团体的庞大组织——终结越南战争委员会，对芝加哥警察大肆嘲讽。嬉皮士、雅皮士、和平哨兵、麦卡锡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自己预测说总数将达到10万人，他们会在大会的举办地点国际圆形剧场外面示威。市长理查德·戴利对他们实施了严厉打击。他把芝加哥变成了一个武装阵地。剧场外的检修孔被沥青堵上。大厅周围布满了7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围栏顶部还有棘铁丝。全市的1.15万名警察被分成两班，每12小时轮换一次。55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也严阵以待，白宫下令从得克萨斯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陆军也在等待命令。最终发现之前的估计太夸张，只有大约一两万的示威者前来与警察对抗。

大会上（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此），汉弗莱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唯一真正的争论在于如何在政党层面上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主张、倾向鹰派的政策，以156734票获得胜利，而倾向鸽派的另一纲领则得到104114票。这些数字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越南战争的严重分歧。4年前，林登·约翰逊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最后以压倒性优势取胜。芝加哥大会原本定在他60岁寿辰那个星期召开，那个星期二正好是他的生日。现在他甚至不能去参加会议。特工处说这样做太冒险。

“停止战争！”顶层座位上的年轻人高喊道。（次日出现了荒谬的转变，市政府的雇员霸占了所有座位，挥舞着写有“我们爱戴利”的条幅。）然而，这星期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大厅内的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事的反应。与会代表通过电视观看市区发生的一切，参议员阿贝·鲁比科夫从主席台望向下面15英尺外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谴责他们“在芝加哥街头使用盖世太保战术”。戴利和他的助手站起身来，边挥动着拳头，边用下流粗俗的话辱骂他——看电视的人能从他们的口形看出他们在骂什么——鲁比科夫冷静地回答道：“接受真相是如此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