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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第2页）

为歌颂自由企业，报纸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广告——但孩子要摆摊做买卖必须要有父母的资助，这一点报纸却没有说明。报纸上的此番言论不适用于那些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资产就占到美国工业生产量23的500家大企业。兰德公司的所有预算都由美国空军承包，它哪里还有风险可言？有五角大楼提供的资金做后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又哪里用得着发愁投资50亿美元改进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电脑的集成电路呢？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立足于电子装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国宇航局也很清楚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器就不可能到达月球，这又算得上什么风险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复杂化以及新发明投产时间被拉长，被委托进行技术突破的企业要求与政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建立同一目标，一起制定预算并做出决议。如果新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谁也无法阻挡经理们通过清空库存来获利，他们经常这样做。集成电路就是一个例子，它能代替一连串相互连接的电子元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航天火箭无法从发射台升空。有了它，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战斗机的研制才能进行。波音超音速运输机、欧洲的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原型样机也离不开它。欧洲政府之间素来鲜有合作，但当需要制造微型电路时，他们便团结起来与仅有的三家美国制造商协商，这三家制造商分别是：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此时，他们才发现这些装置造价昂贵。

那种认为美国纳税人在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受到欺骗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有义务发展航天事业；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国家战略机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进符合大众利益的要求；国家威望的提升也从中获益。塞尔旺–施赖伯就曾对美国人的聪慧羡慕不已，称赞说：“他们近期的发明大都有联邦基金库的支持，政府用资金资助了人们所能实现的最赚钱的产业。”单是宇宙空间研究的衍生产品就使我们了解了真空作业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在联邦保证支付大笔资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楼、国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再等一代人的时间。从摄影技术的发明到照相机的生产，其间经历了112年（从1727年到1839年）。电话发明的间隔是56年，收音机则为35年。华盛顿通过支付技术研发费用和保证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原子弹最终制造成功的间隔缩短至6年，晶体管缩短至5年，集成电路缩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这个过程的，但那是对进步的阻碍。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这些很有说服力，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但是，要说企业还保有独立决策权——它还能反对华盛顿的决定，已没有可能。政府每年对企业研发的投入高达150亿美元，来自企业自身和私人机构的投资只有60亿美元，因此政府难免要占据支配地位。1929年，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市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8%的投资。到60年代，该数字增至20%~25%之间，远远超过印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在以下领域的研究中都占有一定比重：占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华盛顿掌握着这些大企业的生存机会使其像人质一样。但其实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没有人如此粗暴，也从未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大企业还是被迫交出了很大一部分自治权。

在一段时间里，这一情况可能只和极少数美国人有关，这样引起的关注就更少了。美国社会所有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时代的繁荣生活。除非是在重大危机时期，否则美国极少会遇到抗议者涌上街头、批评政府的麻烦。大多数人和现行体制都有着利害关系，历史上那些激进运动在美国寻求声势壮大的过程中总是会遭受挫败。然而，约翰逊的时代里却迎来了一个重大变革。自“二战”以来，美国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珍珠港事件时期，美国适龄大学生中大约有15%上了大学。到1965年秋，适龄者中有40%在念大学——即有超过500万年龄在18~21岁的大学生。4年的时间里，该数字将会增至670万。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超过50万个。政府每年在正规教育上的投入多达300亿美元。事实上，上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学生变成美国最大的单一利益集团。

美国人口中的其他人都以此为荣——教育几乎已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为包治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然而，大学生变得越加对社会不满并且情绪焦躁。他们的未来笼罩着太多的越南战争阴云，越南战争变得日益可怕和让人沮丧。大学生们对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表示不满，此举得到全美15万终身教授中上万人的支持，他们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只有死亡和私人丑闻才会使他们离开教授职位。最后，许多学生认识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热情来自于教育的市场价值，他们因此感到困扰。就像联邦资助计划通过资助发明微电路来提高美国的技术水平，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也有助于学校给美国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消费者。大学生们发现读大学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树立了一种恰当合宜的怀疑态度，而现在他们却被要求扼杀这种怀疑态度，进而成为企业和政治官僚制度中的齿轮。数百万的父母并未觉察出这有什么不对；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开始产生另一种想法。他们互相转告说：“这样的扼杀是在玩弄我们，是在残害我们。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将要推翻它。”

技术向来是美国的国家优势所在，但它也是奇迹和忧虑产生的根源。1985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预测说，在50年内，“机器将会承担所有的工作——自动化装置会发号施令。”这使人们可以有空“去相爱、学习和玩乐”。但当60年代大学校园摇摆在暴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不这么乐观。他感觉到一种“我们的教育制度过度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在某些方面，60年代的学生大暴动现在看来比当时的意义更重大。如同1848年席卷西欧的革命浪潮，这些暴动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他们冲破了长久以来前代人不敢逾越的国家禁令和文化壁垒。海洋无法阻挡他们，铁窗监牢不能吓退他们；当哥伦比亚大学发生暴动，伯克利也开始骚动时，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开始有学生运动如火山爆发一样发生。当时美国人只关心国内的骚动，但当时至少有两个外国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造成的破坏远比美国的任何一次暴动都要严重。

发生这一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在于现代通信手段的便捷和系统性。“世界社区”这一概念正逐渐变成现实。每块大陆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其他大陆发生了什么。被赋予新含义的“制度”一词，被翻译成每个工业国家的语言。正如暴动表现出的那样，学生激进分子并没怎么使用这个词语。而这种感觉却是全球性的，无论是在亚洲和东欧，还是在老瓦巴什大学的榆树下，人们的反感都一样强烈。

然而，美国在这一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很特殊。动乱的发源地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和拥有最明显青年亚文化的国家。外国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内发生的事情非常留意（“哥伦比亚大学正发生什么事？”1968年巴黎大学的示威者问美国驻外记者），而美国大学生大多对国外学生的狂热毫不关心。此外，在美国可能会找出导致年轻人躁动不安的狂热氛围。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总是对青年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近乎卢梭式的看法，因而他们自然会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无论问题是个人的还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已成为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一个人们忧虑的来源是新的政治战斗环境。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将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藏身之所。斯皮罗·阿格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在圣路易斯，他把示威的大学生称作“不满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温和的和不温和的叛逆主义者”，并说，“我愿用这批该死的畜生交换我在越南看到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在另一个场合，他称大学是“那些特权过多、缺乏管教和责任心的孩子的马戏帐篷和精神病院。因为他们的父母富裕、耽于享乐又对孩子纵容”。

父母们否认他们自己过度享乐和纵容子女，不赞成示威游行的父母则认为游行抗议是少数人的行为。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显示，有72%的学生没有参与任何示威活动；《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只有12.5%的大学生持“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招募了7%的大学生入会。但是格劳乔·马克斯的讲话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美国人的观点，他说：“将你在报上读到的学生称为少数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占少数，因为他们有可能全是你的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后才能确认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风病。”

无论数据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都具有欺骗性。极端主义者总是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美国北方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渴望领地独立的殖民主义者也只占少数。社会群体情绪的最好风向标，是它得到的同情，而不是参加人数的多少；但若如此，学生暴动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81%的大学生对高等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民意测验报告显示，超过50%的大学生对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持保留意见。

哈维·斯瓦多斯谈到60年代初的大专院校时说，人们“害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心理似乎已经完全消失”。许多人甚至很欢迎此类称号。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通常来自中产阶级自由派家庭，他们的父母在麦卡锡时代饱受摧残——在某些方面受了最沉重的打击。这些孩子决心不再忍受威胁和压迫。他们加入了诸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怀着满腔诚挚，却不懂政治。在60年代结束之前，新“左”派的战略方针将会激怒其几乎所有的潜在同盟者，其中就有他们的父母——这一点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的游行往往是做给电视新闻摄像师看的，他们深谙在媒体上营造戏剧效果之道。1964年学生们为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场就是例证；1967年10月他们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证。他们似乎经常以引起全美国轰动效果为目的来制造骇人事件。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取消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入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大肆鼓吹他们神圣的三巨头：马克思、毛泽东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热烈拥护马尔库塞的“有差别宽容”理论，也就是打压对他们不利或对他们有威胁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营，反对征兵和凝固汽油弹的运动是合情合理的，在毕业典礼上高调离开也是正当抗议，但马尔库塞本人反对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的做法。几乎所有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领导人都醉心于暴力，在谈及沙伦·塔特谋杀案时，该组织的成员伯纳丁·多恩说道：“你听好了，首先要杀掉那些猪猡，然后让他们与那些恶心的尸体同屋吃饭，吃饭时用叉子戳进那些死者的肚子里！那太疯狂了！”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是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阴谋。他们认为社会被制度掌控，而这一既成体制又由企业家、军事领袖以及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权力精英群体操控。他们秘密谈论着发动革命，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以国家实力的增强为开端——而这正好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一切运动类似，他们的革命也有许多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紧张”“不可协商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语汇。但这些用语的含义通常模糊不清。例如，“不可协商的要求”本身是可以协商达成的，朝警察扔石头和瓶子被认为是非暴力的。

1964年，年轻激进分子的特立独行在伯克利就已初露端倪，其表现为对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蔑视。第二年春季，这个大学的校园又开始骚动时，科尔校长说：“学校和伯克利校园再也禁不起这样的对抗了。”实际上，接着就发生了长达4年之久的暴乱。伯克利不过是众多动荡校园中的一个。1965年，伯克利事件先是引发了堪萨斯大学的强烈反响，114名学生因为在校长办公室静坐示威，抗议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被捕。之后，在几天的时间里，东西海岸的大专院校全都蓄势待发。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很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想续约却被拒绝而进行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5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一个由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学生们冲进一个上了锁的书库，将里面收藏的禁书拿出来放在公共书架上供众人阅读。布鲁克林大学的学生们将他们的校长从演讲台上哄了下来，而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大学——纽约圣约翰大学里，学生们要求废止出版物审查制度。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抬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的三名系主任辞职抗议在课堂上朗读色情诗歌，新泽西州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目的是为“表达广大学生的不满”。在1966~1967年，骚乱时有发生，较大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爱荷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并再度发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然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给1968年这个极度动荡的年份积蓄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日的象牙塔已变成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激进的大学生虽然满腔热忱，但实际成就却很少。学生原本就是过客；一旦老生毕业就会有新的学生到来，没法保证新来的学生会采取相同的路线——正如这次运动中新学生实际上做的那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问题很多，在60年代末期更是分裂成两派：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面临其他困难。他们抗议的基本前提之一非常荒谬。“荒谬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如果你要发泄对越南、种族主义、贫穷或者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不满，只需把大学这座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信心满满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却出乎意料，里根以大约100万票的优势获胜。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新增了50个席位。“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意外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影响力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抛弃国会中的‘右派分子、战争贩子’，但结果却是‘自由派’民主党人遭受打击。”此外，分析家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新“左”派反对里根，实际上却造成他选票的增加。面对这样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反叛学生的处理过度宽大为理由，迫使科尔辞职，而任命强硬派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对搞政治的学生持敌对态度的地区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将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3800多万美元，并提高了学费标准。在其他州，议会大多也都提出旨在压制学生中异见分子的法案，其中有8项得到通过。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再也无法忍受。”卢·哈里斯报道称，有62%的学生家长认为，在大学维持纪律比激发求知欲更为重要。《生活》杂志评论说，“简单说来，不同辈的人对于最根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他们也会在其他问题上产生分歧。游行是美国60年代青年亚文化最显眼的表现之一，但青年亚文化不仅局限于此。整个10年间，社会评论员谈论的大多是交通、性和毒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人积极参与这些“革命”，而这些“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选举结果正如亨特·汤普森所说的“以自身的条件挑战现有体制根本毫无作用，要承认这一点似乎有些残酷”。不同辈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已经形成。

“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最狂妄的人举着的条幅和徽章上这样写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很多30岁以上的美国人都想要再找回年轻，想分享青年们追逐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跳着玩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嘲笑《毕业生》这部电影，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引领了长发风潮，青少年们效仿，不久，中年人也加入其中。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男人女人都戴假发。嬉皮士通常引领着成年人中的流行。“我留意这些少年的装束打扮”，鲁迪·根莱西说，“对这种风格进行定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新的流行样式。”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迪斯科非常着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自作聪明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到“文森特·梵·高–高”或“很久以前，以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眼皮手术（350美元）、隆鼻手术（500美元）、皱纹去除手术（600美元）、面部磨皮手术（500美元）、皮肤祛疤手术（275美元）、隆胸手术（165美元）、腹部紧致手术（500美元）和大腿紧致手术（650美元）。《生活》杂志在有关60年代的专刊上说，“年轻就是好，正如人们曾经都想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年轻或显得年轻。流行服饰、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以青年的口味为主导。”

60年代初，美国总人口中有一半在30岁以下。不久，半数在27岁以下，接着是25岁以下，其中17岁及其以下的人占40%，而18岁以下的人口增速是其他部分人口增速的4倍。即便如此，许多人对青年人所谓的“以迪士尼乐园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仍持严肃态度。青年辩解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说过：“我们的年轻人喜欢纵情享乐。他们特立独行，藐视权威，不尊重长者。现在的孩子很霸道。”此话的言外之意在于，既然古希腊人很久以前就被青年问题所困扰，当今的担忧者不过是大惊小怪。格雷斯·赫金杰和弗雷德·赫金杰反驳说，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约束转变成自我放纵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看起来正进入年青一代统治时期。在赫金杰夫妇笔下，青春“俨然已成为一种被崇拜的现象，人们之前从未如此享受青春，并试图延长青春，就连商业活动也对此百般迎合”。尤其是在新发展的城市郊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受到及时行乐思想的影响。虽然阿格纽、葛培理、阿尔·卡普歪曲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颇具争议。这种纵容的说法会产生，部分是由于“自我表现”和“以孩子为中心”的想法作祟。在学校，这种思潮一般会导致一种“选择”制，这种制度对小学生而言还太早了，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老师对学生而言也不该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存在，而应是与他们平等的朋友。小学老师授课所用的单词十分有限，有时就是在反复使用那二十几个词。（一位老师出了车祸，车撞在树上，她用了这几个词来概括这起事故，它们后来成为经典名言：“瞧瞧瞧，哇哇哇，糟糟糟。”）

儿童被告知自己和父母一切平等，认为家庭里的所有决定都应当经投票表决通过。这叫作“民主式生活”，实际上却常常意味着混乱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罗斯》季刊上谈到这些事情对一个陌生人的影响时说：“正如穷苦农民与山羊、鸡和其他牲畜共住一室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会遭到儿童的骚扰。这些儿童被当作宠物，有客人来时也没有人负责带开他们。”

《代达罗斯》季刊的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穆瑞指出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他说，大多数青少年集团都是“因反权威、反父权的共同诉求而凝聚在一起”。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崇。社会视其正在筹划反对父亲的阴谋。最大的不敬便是来自于电视。电视中父亲的角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腾个地儿》中说话毫无分量的爸爸，仅因为他妻子讲话声音最大，只得让她占了上风。《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的外甥女和仆人的种种羞辱。还有被讽刺地称作《爸爸最懂》的系列节目中，非传统主角安德森先生在面对他的孩子的种种古怪行为时，他的反应永远是：“我们先不管，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翼，生怕惹到年轻人，因为美国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年花费250亿美元。讽刺的是，激进的学生虽如此强烈地反对实用主义，他们这一代却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作为消费对象的儿童的年龄日趋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四五岁起就开始有自己的零花钱”。而这些零用钱“是打算花掉的，而前些年的零用钱是用来提倡节俭的”。

要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作“当下的一代”“新兴人类”“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到处去、举止随便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和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富有，而且更引人注目。国民财富日益增长，加上对青年的纵容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使青少年手中的现金空前增多。”要使他们收支相抵并不总是很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完全算不上贫穷的1939届毕业的学生表示，他们中有78%的人觉得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为人父母的主要问题。只有6%的人认为向子女灌输道德观念也很困难。这些孩子并不那么遵守道德规范。一个男孩只要花12.5美元就可以给女孩买一只代表“关系稳定”的指环，指环看来跟结婚戒指一样——当然汽车旅馆的老板也无法辨别真假。如果隔天他们有负罪感，他们可以到一些专门为年轻人开设的教堂去忏悔。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专门开设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在医院度过欢乐时光”的文章，描写了这类住院部的真实情况。病人们享受着“无限量供应的点心，爵士乐即兴演奏会和轮椅竞速赛”。古板的营养学家远远地站着，听任那些年轻人“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吃热狗和汉堡”。

在青少年文学中，在威廉·门宁格写的一本名为“如何成为杰出青年”的书中，有一章叫“如何与父母相处”，里面详细介绍了应对父母发号施令的技巧：“最好方法之一是维持家庭和睦，保证合作顺利进行。定期就重大事务召开家庭会议是不错的方法。”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给青少年提供建议的期刊。《芝加哥每日新闻》开设了一个青少年漫谈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16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17岁》，《17岁》在1961年迎来创刊第17年，在为此刊登的一篇令人惊愕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作者写道，“《17岁》已经17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弗兰肯斯坦》是青少年电影市场中比较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主编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处于青少年掌控之中。”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有音乐意识的一代，他们对音乐的品位有时无可挑剔。摇摆世代很难摆脱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44岁的B·B·金的影响。当后来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发现金时，他已被他自己同时代的人遗忘了21年。不幸的是，在这些年轻人所崇拜的其他偶像中，包括以色情下流著称的普雷斯利，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金宝浓汤罐头式的音乐如出一辙，充斥着虚假与低俗。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形至少还独树一帜。而大多数摇滚歌星并不像他那样。歌星们的相似程度十分惊人，几乎一模一样——身材矮小，眼看着要发胖，这些人靠严格节食、鼻子整容手术、隐形眼镜、华丽发型来包装自己以娱乐大众。他们其实并不会唱歌，大多数人的声音甚至在剧院后排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混响室里被放大，进行删减拼接，抹掉走音，然后制成录音带。他们在现场表演时，通常会做出唱歌的口型，同时用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边扭屁股，边用手指打节奏，脸上总有抹不掉的忧愁，一些好歌因此被他们糟蹋，例如《我曾经默默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以及《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

詹尼斯·乔普林因饮用过量威士忌和吸食毒品身亡，她死前不久曾说：“我对于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却仍能获得胜利。”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感叹道：“我们现在比耶稣还有名。”他们的听众也许早就对此话感到厌烦。毕竟他们已听惯了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一位作家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记”，这句话对这本摇滚杂志的读者来说是一句警句。普渡大学向2000多名年轻人发起民意调查，问他们认为美国青年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13的人回答是粉刺。

警察不会同意这一说法。在过去的10年里，青少年被捕人数猛增了86%。仅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到缅因州的一些中学”里发生暴力事件一个星期后，《时代周刊》的一个标题便称“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教科书，其中论述了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各类犯罪。在一些过去安宁的社区，现在重罪案件已屡见不鲜。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入室行窃、汽车偷盗等罪行而被捕的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几乎占到了半数——而在郊区则占到一半以上。从1960年开始，许多郊区开始制定青少年行为准则，但这些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凭自觉遵守；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孩子们看来，社会什么也不是，事实也经常如此。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不同。34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作弊再平常不过。他们对此不以为然。”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家中装有镶板的娱乐室里聚众吸毒十分常见。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最早发现了这一现象。家长在感到震惊之余，感叹说还好不是在酗酒。接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旅游胜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家庭中十三四岁的孩子酗酒再平常不过，还称将来会向醉酒小孩的父母征收每小时2.5美元的看管费，直到父母来认领他们。美国有50%~66%的青少年有定期喝酒的习惯。在纽约的扬克斯，高中各年级学生中有58%的人有喝酒习惯，其中64%的人说他们开着家里的车出去喝酒。玫瑰谷的居民称，在费城的一个郊区，青少年被允许带酒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则担任酒保的工作。这让人不禁想知道克拉伦斯·戴注美国著名作家，他在小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老派父亲的形象。——编者注的父亲会怎么想。

20世纪60年代里反复被报道的新闻事件，除了黑人社区的骚乱、达拉斯年度庆典、战争暂时停火外，还有纽波特爵士音乐节和劳德代尔堡青少年因饮酒而引发的骚乱。然而，青少年酗酒的普遍程度并不应这般让人惊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富裕、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处于失业人群之外的位置，这些使他们具有休闲阶层的所有属性。

60年代的青少年们在无聊或喝醉时，经常变得极具破坏性。密苏里州汉尼拔的一条简短新闻传递出美国人钟爱的传说已被改变的伤感事实。在汉尼拔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光着脚拿鱼竿的雕像；一块牌子解释说，这是汤姆和哈克“恣意玩耍打闹”的地方。但在60年代末期，任何想在天黑以后模仿他们做法的男孩，都会面临被逮捕的危险。由于青少年破坏行为的泛滥，10点以后，在卡迪夫山——以及汉尼拔的所有地方，都不准青少年闲逛。

这条规定虽然残酷，但却十分有必要；在密苏里州和其他地方，财产被损毁的确是个现实问题。1968年2月的一个星期，30名纽黑文高中的学生因在自助餐厅暴乱中砸毁餐具而被捕，芝加哥郊外的梅伍德地区，500名男孩聚集在一起抗议返校节上的选美女王，因此和警察发生冲突，芝加哥邓巴中学有接近3000名学生离开教室，向汽车扔石头。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伙暴徒——一群政府官员的孩子，用棒球棍击碎汽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了7000~8000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时，他们说自己那样做是“为了好玩”。另一种流行的暴力事件是闯入聚会。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以及巴克斯郡——纽约周围的一些富人聚居区，都会发生一连串此类事件。七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会在聚会高潮时闯入，打开大人们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受邀前来的客人更糟糕。他们会相互比赛，看谁能给主人家带来更大破坏。人们仍然记得那个在长岛南安普顿，为了庆祝金发女郎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次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在她继父母的有30间房间的别墅中举办的一次聚会。当时《时尚》杂志评选出的800多位“漂亮小孩”全部受邀参加这次聚会。在乐队离开后，他们中的127位开始破坏别墅，砸毁窗户，撕碎窗帘，在吊顶灯饰上打秋千，拆掉电话，打碎灯具，带走用具，还把大多数家具都扔到海滩上。他们的恶作剧造成的损失，估计在3000~10000美元之间。

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是最具破坏力的，但是，混乱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独立日当天，在爱荷华州的阿诺德斯公园，500名喝醉的青少年朝警察扔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块，其中一人对警察局长叫嚣：“嘿，废物，我们打算接管这里。”骚乱一触即发。芝加哥的一场免费摇滚音乐会——由州长官组织、意在和青少年建立友情，不得不取消。在第一场演出中，听众中有人挥舞着轮胎防滑链和棍棒冲出来，135人因此受伤，其中包括65名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