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第4页）

死亡人数并没有阻止美国国防部提出更强势、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给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求他向总统建议轰炸北越境内的汽油和润滑油供给设施（被称为“石油袭击”计划）。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预测说，此举会“迫使敌人同意谈判或者就此止戈”。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言称，石油打击将不能阻止北越军队和补给的渗透，麦克纳马拉还是于1966年3月同意了该提议。中央情报局的预言应验了。虽然北越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沿着1000英里长的胡志明小道渗入的北越军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至3500人，接着又增至4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输送8800名北越士兵进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员替换数达到了10万人。

国防部调研团向麦克纳马拉报告说，面对轰炸，越共游击队向南渗入的军队“并未减少”，而且“石油袭击”对河内在北纬17度以南地区的作战能力“并无明显的直接影响”。国防部长亲自飞到越南查看情况，那是他的第8次实地考察。回国后，他告诉总统：“和平形势，若有所变化，那就是变得更不可能实现。”他还说，空中轰炸“既没有效阻止敌军的渗透，也没能瓦解河内方面的士气”。他建议对轰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任何有关撤销石油打击计划的主张。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辩解说，军事形势“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实质性改善”，还将轰炸计划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兰将军飞回美国参加议会联席会议时报告说：“在越南的4年里，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深受鼓舞……我们已迈入即将看到终点的重要时刻。”

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为止，他已见过太多转瞬即逝的乐观估计。在西贡，他与同在那里的一位下属度过了一段愁云惨雾的时期，这名下属告诉他，官方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骗人的，路的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说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回到华盛顿不是为了报告胜利，而是为请求增兵。1966年年终时，他手下共有37.5万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万人，比朝鲜战争顶峰时期还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将军队人数增至68万，或者人数至少达到56.5万。他告诉约翰逊，只要有足够多的军队，他就能在两年之内结束战争；如果军队人数较少，则三年才能结束战争。总统不悦地指出，南越境内的共产党军队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他问威斯特摩兰：“当我们扩充部队时，难道敌人不会扩充吗？这样的话，战争什么时候才到头？”威斯特摩兰回答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速度过快，他的军队补给将会是个麻烦的问题。无论如何，美国步兵会在敌方新兵源补充进来之前迅速杀光北越军。约翰逊又问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国志愿军，会发生什么情况。威斯特摩兰将军回答说：“那的确是个问题。”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二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起来更像是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来给这些战斗命名，它们让人联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以及国内日益产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发强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尔伯勒行动、海军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德浪河谷战役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康天的3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一个位于西贡河与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铁路之间，由废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雨林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铁三角，被越共占据长达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动中，3万名步兵对铁三角地区发动袭击，这是美国参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一个月后的章克申城行动的规模更大。45000名美国士兵向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地区逼近，企图彻底摧毁越共军事基地。他们的确做到了，但之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夺回，因为越南共和国军队即便充当防守部队也无法坚守住阵地。

与此同时，国会已明确了对约翰逊战争策略的反对态度。但照后来的标准看，这种反对的态度并不明显。16个反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参议院议员警告河内方面，他们对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军队任何单方面的撤兵行为”。然而，国会变得越来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总统的委派，5名参议员在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越南进行了为期35天的考察。他们做出的报告让约翰逊总统很是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美国一年来的军事行动并未改变战争的局势，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尽头的”战争中：“战争长短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以增兵应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政府已经“偏离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导致现在“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越南共产党就在距我们1.2万英里的地方，他们现在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算是最高层的领导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议员中的鸽派议员也许反对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政策，但他们却投票支持拨款使战争得以继续，而且他们的言辞温和有礼。他们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也谈吐得体。威斯特摩兰在纽约讲话时说，他“看到国内最近的一些不爱国行为，感到很失望”，并指控一些邪恶之人向敌人提供物资和心理援助。富布赖特只回应说，威斯特摩兰此次访问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为战争升级铺平道路”。这话确实没错。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锐的回应，称美国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办商”，还将美国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杀害平民的试验比作纳粹“在欧洲集中营进行的新药和新酷刑”的试验。在约翰逊夫人举办的白宫午餐会上，埃尔莎·基特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抨击了越南战争。斯波克医生同样告诉和平主义者们，“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民谣歌唱家皮特·西格也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将总统的越南战争政策贬得一文不值，歌中这样唱道：“那个老糊涂还在高喊‘坚持下去’。”这首歌随后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止播放。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内科医生，他拒绝训练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医护人员，因为根据纽伦堡审判所制定的法规，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会被判为战争的从犯。利维医生于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审材料上将越南战争形容为“残暴的恶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3年。

各高等院校依旧是抗议活动的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陶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的制造商）和为武装部队招募成员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对待，有时还会被赶出大学校园。1967年圣瓦伦丁节，有人揭露说，代表了300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每年从中情局获取20万美元的津贴，仅是这点就足以让全国学生联合会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组织了55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楼的阶梯前示威，他们掀起了反对征兵令的许多新奇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抗议活动，包括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门上贴了8张征兵卡，试图阻挡从征兵站运送新兵前往军事基地的大巴车，与奥克兰警察发生了长达5天的对抗。为了使反战运动吸引人们的关注，学生们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长达3天。

这并不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行动。大学生正处于最容易被征入伍的年龄阶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征兵人数为5000人，1966年的人数几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9倍，学生中可以缓期服役的情况越来越少。抵触征兵令的情绪在海报、徽章以及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随处可见。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的主题便是躲避征兵令。事实上，每个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册子，上面写着怎样在征兵局体检中成功被拒的窍门。（“到场时装出吸毒后极其兴奋的样子，如果想表现出毒瘾发作的逼真情况，请提前几个星期用普通大头针扎手臂。”）作为还击，赫尔希将军向美国4088个征兵局下达命令，要他们把抗议的大学生重新归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赫尔希没有权利这样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用征兵令惩罚异己无异于“暴力行径”，但赫尔希并没有放弃。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为逃避征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达1万的美国年轻人流亡在外，他们在多伦多和平行动学生联盟等团体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

随着美国变得越发两极化，鹰派也变得更激进。俄勒冈州的莫尔斯（“美国正将人类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将不会带来胜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称新战争协调法案为“预示战争无止境升级的空头支票”）各自发表了反战演讲。为了应对这些接连而来的反战演讲，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拉起国旗抨击那些“鼓励共产党延长战争”的人。朗说：“当我看到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上飘扬时，我满怀自豪……我祈祷着这里永远不会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里特·德克森预测称，如果越南沦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海岸线”就会“完全暴露”。曼哈顿的鹰派人士发起了感恩节行动，在巴特里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守夜活动。同时，支持战争的人被要求开着车灯行驶——突然间，每一条高速路上都生动展现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林登·约翰逊常常是嘴上说一套，实际相信的却正好相反。1966年6月约翰逊戴着那顶白帽子说：“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长年幼，都不可否认自己享有反对的权利。任何少数群体都享有发言的权利。意见和抗议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而他内心的想法却是，那些不赞成他战争行动的人都不是美国人，他有责任拿起手边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战斗。总统的公开宣传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关岛、火奴鲁鲁、马尼拉、墨尔本与他的亚洲盟友会谈，为了将反战事件赶出新闻头版，他特意把出国旅行和反战活动安排在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非只有美国大学生能够发动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他的激进反对者们向他的汽车扔出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他的车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红绿两种颜色。

1966年5月17日，约翰逊对于战争反对者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民主党募捐晚宴上，他训斥那些“会背叛其领袖、国家和己方斗士”的人，称他们是“胆小鬼”。到那个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伟大社会”这个短语。他喜欢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对“自由派疯子”则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完全是些“麻烦鬼，会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宫的隐秘场所，他坦言，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对国家不忠诚，他还指责俄国人一直“在后面搞鬼”。他向下属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报告事件的“真实情况”。他表示，参议院的鸽派和苏联代理人有过接触，他们一起用午餐，还参加了俄罗斯大使馆举办的聚会，甚至鼓励他们助手的孩子去和苏联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外交官约会。他断言：“俄罗斯人借参议员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他们的讲话内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个天资聪颖的17岁女孩，她的父母是战争的反对者。随后学校老师收到命令，这名女孩的获奖资格要被剥夺。埃里克·戈德曼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后的总统奖学金候选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须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纷纷效仿约翰逊的做法，用不忠诚之名来攻击反战人士。1966年，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中的队员放火烧农舍的画面，五角大楼指责电视播报员对国家不忠。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演讲中提及反对轰炸河内时，指出美国每周在北越投放的炸弹吨数已经超过了“二战”时德国投放的炸弹总数，他自己对战争支持的立场也因此被怀疑。1967年11月他决定辞职，而约翰逊的亲信顾问中还有马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离开了华盛顿。比尔·莫耶斯的离开对总统打击最大，但莫耶斯的离开正是由于总统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让他很难发挥新闻秘书的作用。赖斯顿写道，莫耶斯被信任鸿沟所伤害，莫耶斯本人则说，这个鸿沟太深了，“以至于我们连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都不相信。”总统为莫耶斯的离开感到痛心，但指责莫耶斯讨好肯尼迪家族，并利用白宫，以牺牲政府利益来牟取私利。约翰逊看到简报后暴跳如雷，但他并不愚蠢，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逊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而这位新闻秘书则在新闻界获得了好评。

约翰逊对自己公众形象的估计是对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还是很糟糕。特工处透露，自达拉斯事件后，因扬言要刺杀总统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为约翰·肯尼迪遇害负责。据《时尚先生》杂志预计，到1967年5月，民间流传的达拉斯悲剧始末有60个版本。那年年初，新奥尔良州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属下几个星期前就查明了这桩谋杀案的真相。”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实际上来自疯人院，而并非法院中人。当年5月，哈里斯一个民意测验站的数据表示，对沃伦报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从44%上升至66%。许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证据，另外一些人开始怀疑与约翰逊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宫的方式。

约翰逊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盖洛普数据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同他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正如5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采取了自我孤立的应对办法。3年前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高兴地朝人群中走去，这使特工们非常担心。如今只有可靠的听众才能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会见企业领袖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只有在这些场合，他才能相信听众对他是尊敬的。白宫变得戒备森严。要通过白宫的各道大门变得更加困难，必须出示你的身份证明，公文包也要被严格检查。总统的顾问们催促他走出去亲近民众。即便人群并不友善，国人也会对他的勇气表示同情和赞许。任何方式都比像现在这样自我隔离更好。特工处认为国内充斥着一种仇恨情绪，他们不赞成这样做，认为总统贸然在未经审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险，这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意他的下属和内阁成员的举动，警惕着可能的变节行为。那些有意留任白宫、想要晋升或谋求仕途发展的人，都感觉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对他的忠贞不渝，才能实现这些理想。休伯特·汉弗莱因此变成了一个鹰派极端分子。拉里·奥布赖恩为表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抬出死人来为征兵造势。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讲话时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他将“毫无疑问”地支持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每一点，时任司法部长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曾授权总统“运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承诺足以保证总统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地区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轰炸靠近中国国境线的军事目标。当时对话如下：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是否认为宣战是过时之举？”

卡岑巴赫：“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认为宣战之举在国际范围内已是明日黄花。”

卡岑巴赫说，参议院准许美国参与地区防御条约，例如这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够了。他暗示，在未征询国会的情况下，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起身，愤然离席向外面走去，口中还咕哝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告诉所有人。”这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力运动的第三年，也是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年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了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们会为我的回归而感到高兴，”他说，并把其继任者拉普·布朗称作“一个坏人”。布朗的高升，代表了激进分子的胜利，这些人执意要抵制融合统一，拒绝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说：“如果你给我一把枪，我很有可能当即射杀约翰逊夫人。”他还告诉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这个周末，白人被禁止参加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召开的黑人权力全国大会。代表团选择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为过去”的口号作为大会的主题。大会赞成的举措包括，号召组建一个“黑人民兵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讨论将美国变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统治的两个国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认“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进行反抗”。种族融合已绝无可能，将近1000名黑人代表宣布：种族的绝对隔绝是新目标。

布朗大学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内部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攻击美国犹太人，指责以色列“通过恐吓、暴力和屠杀”欺压阿拉伯人。这造成了该组织内部诸如哈里·戈尔登和西奥多·比凯尔之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离开，还点燃了布内·布里茨反诽谤联盟的怒火。但这些激进分子并未因此有所忌惮。很显然，白人同情者已经收到自己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抹掉了会员章程里面的“多种族”一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称静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动都已成为过去。他说：“民权时期的战略和哲学已经不再能指导我们在争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一个新的时代必会到来。”他表示，这个狂乱动荡、酷热漫长的夏季，未来也许会被当作“黑人革命的新开端”而载入史册。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倾向，他们常常以自虐为乐。最形象的例子也许是于1967年的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新政治大会。共有3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标的200多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包括呼吁结束越南战争、改善穷人的待遇以及为美国黑人谋求公平权利等。每个代表可代表的选票数量取决于该代表所在组织在当地的活跃成员人数。例如，妇女罢工和平组织拥有1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组织有31票。黑人团体占5000票。他们还想要更多。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只当别人平台上的垫板，他们必须自己搭建平台。”黑人代表组成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提出了一个有13点要求的最终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员会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达到50%，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帝国战争”以及承认在纽瓦克会议上达成的所有决议有效。他们要求，所有这些必须在星期六当天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垒》杂志的一位编辑建议对提案中的语言加以修改，之后不得不收回这个建议，因为一名黑人核心组织成员斥责他：“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

一名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解释说，此举不过是对美国新政治大会这个“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13点决议最后以3∶1的票数通过。代表们还站起来为自己鼓掌祝贺。可是接着他们又吃了一惊。黑人核心小组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黑人核心小组不仅想要分给自己的那5000票，还想把所有代表的28498票收入囊中——以实现对会议的绝对掌控。黑人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要想证明对黑人的信任就必须采纳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后描述：“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帕尔默酒店的墙壁都开始渗出愧疚的水滴。”会议以2∶1的票数通过了此方案。此后，会议上每个决议的命运都交由一个年轻黑人决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组的最前排，手中握着代表28498张选票的一张粉色大卡片。事实上，大会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选出总统候选人，由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医生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但该计划还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组认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医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这个词语。

尽管布朗和麦基西克能言善辩，还是无法改变中产阶级黑人不断增加的事实。后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世纪60年代，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从11%升至28%。这条路对于有能力的黑人来说意味着美好未来。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空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丝·贝克尔·莫特利，都在1966年担任了重要公职。两家私人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航员（12月，他丧生于一次试飞训练）；伊丽莎白·孔茨被推举为美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兰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担任市长；沃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行政长官。温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进分子的过激行为得以坐收渔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这一举动只引来一些慕名而来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签名。

而强烈反应在其他地方持续带来猛烈打击。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因为坚决反对解决学校种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为名人，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馆，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问讯的过程中被杀害。枪杀他的那名警官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而一个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这表明此类情况并不只限于美国最南部的保守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他的确行为不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马斯·托德则只是遭到了参议院的斥责。詹姆斯·格罗皮神父在密尔沃基开展的开放（种族融合）住房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的获胜者是另一名种族主义者——约翰·贝尔·威廉斯。

然而，这些进步被大城市黑人区里爆发的夏季骚乱所掩盖，骚乱将两年前瓦兹黑人暴动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骚乱的疯狂和破坏程度来看，暴乱区简直像经历了一场战争，的确有人相信这正如每到晚餐时间起居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报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种映象。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让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实施暴行，同时又在越南制造可怕的屠杀事件，还把本应用来改善国内种族状况的钱用来支持越南战争。”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点燃。当天晚上，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个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的一个饭馆。接踵而至的是持续两天的骚乱；到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爆发了骚乱。到了5月和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手的来复枪出现得更频繁。包括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威奇托在内的大城市都受到影响。接着到了7月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按照惯例，冲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冲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警车受命前往罗克斯伯里（波士顿东南部的一个黑人聚居区）的格罗夫大楼福利办事处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妇女正在举行抗议福利政策的游行示威。她们想要更多的救助金，还要求得到更礼貌的对待。当时已经过了福利机构的开放时间，这些妇女仍不肯离去。她们手挽手拦在门口，不准工作人员离开。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来，朝他们扔瓶子和石头。更多戴头盔、持警棍的警察赶来，他们迅速冲进已乱作一团的人群中。人群四处逃散，这个行动却是个错误。黑人暴徒组成小队，他们砸玻璃、抢劫掠夺、放火烧屋、袭击白人，在罗克斯伯里横冲直撞。在黎明前，1000名警察与同样数量的黑人对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乱才渐渐平息，有70人受伤，连接波士顿市区和郊区的主干道蓝山大道上的15个街区变成了一大片垃圾场。

在罗克斯伯里骚乱一周后国内是平静而又危机暗藏的，在过去两个夏天里发生的事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放松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动态。即便是在平静时期，纽瓦克市也会被认为是暗潮涌动的。为获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将它描述成“一个为穷人提供基本训练的营地”。纽瓦克市拥挤肮脏，空气中充斥着当地大量工厂排出的刺鼻臭味。它还是美国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为美国第一。在过去的100年里，纽瓦克市相继迎来了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时为止，纽瓦克市是仅次于华盛顿市的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1960年，纽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现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万名黑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破烂的城市中心区。那里的失业率是全国水平的两倍，而当地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该市总体水平的两倍。在华盛顿，对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关注这些问题的工作人员来说，纽瓦克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在他们看来，纽瓦克只需一次警察冲突事件便会让整座城市爆发。这个预言在7月12日星期三应验了。

当天下午9点45分，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捕，他被带到中心区的第4警局管辖区。他和两名警官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开始互殴。外界传言称，出租车司机已被活活打死。围观人群聚集在一起，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人群散去后，警官向市区报告称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黄昏时分，一群黑人聚集起来，举着标语游行，但他们明显没有仇恨情绪。然后，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个瓶子和第一块砖头。警察拿着警棍将人群驱散。黑人分成三两个人一组，开始洗劫商店。到晚间11点，大规模的抢夺行动拉开序幕，狙击手在楼顶上不断射击，到处都是熊熊火焰。纽瓦克市的1400名警察无法掌控局面。到破晓时，26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300名国防警卫赶到支援，此时太阳照耀着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这座“公开反叛的城市”。纽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区，有半数都被暴乱者占领；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终才得到恢复。有77人在暴乱中丧生，损失达1000万美元，这是继瓦兹事件后最严重的一次暴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总会，因为该夜总会在法定歇业时间凌晨两点以后仍在营业售酒。底特律因此炸开了锅。人群到处游逛，传播残忍的谣言——这次有人称一个戴手铐的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驱散后，拉帮结伙地在街上游荡，开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动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同寻常。底特律市不同于纽瓦克市，一直以来它并不是麻烦的潜伏区。现任市长深受黑人的拥戴，推行包括鼓励汽车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措施，这推动了大批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然而这也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就是此次骚乱的主要力量，他们憎恨白人和中产阶级黑人。还有一个不同在于，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抢劫，他们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纵火案的发生频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11天共发生了1600起纵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乱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其规模。亨利·福特称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骚乱”。有43人死于骚乱，超过7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个街区以及大运河大道上3英里以内的地区被烧成一片灰烬。航拍图显示暴乱后的城市类似1945年柏林被轰炸后的景象。5000人流离失所，许多人却像疯子一样高兴。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说：“这些房子烧起来真好看。”他还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房子被火吞没。那些白鬼子除了奋力救火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约翰逊总统派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以找出避免发生更多类似事件的对策。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计划举行听证会——后者认为颠覆分子应对暴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区爆发的骚乱并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卷了32个州的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1.2万人被捕。其中，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急流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马里兰州的剑桥堪称冲突最激烈的骚乱区。

剑桥的暴动值得特别注意。它成为应验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的少数事件之一，还对美国国家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影响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选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反冲作用。一名种族主义者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黑人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罗·阿格纽。但阿格纽对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远超过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热情。虽然如此，当拉普·布朗这个外来煽动者（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的话），告诉在东岸集会的黑人说：“是引爆剑桥的时候了。”阿格纽还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称作“早该被烧毁的”无用建筑。他力劝集会人群“自己弄些枪支”，把暴乱称作“革命前的一次带妆彩排”，还说，“在美国，暴力跟樱桃派一样再平常不过。”

于是剑桥发生了暴乱，那所学校被烧毁。阿格纽发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动暴乱和纵火。这位州长说：“他这种人，盘算着毁掉整个城市后溜走，留下这些穷人承担他的恶行带来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踏进州内。”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被捕。之后，他又被指控在起诉期间携带武器穿越州界。同时，州长阿格纽在处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断坚决，引起了共和党国内领导层的注意，赢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政界人士的赞赏。

剪影：约翰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