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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新一代（第4页）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

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白修德在《总统的诞生》（1968）中写道：“在越南的事业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事业，这项事业让整个世界明白……如果当今已有一个虽然还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4次战争中用40万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意味着“对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不信守约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这样解释：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者不打算将越南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再相信美国，这样的话，失去整个东南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的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支持派遣部队赶赴越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直率声明，称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世界的另一端，情况将会严重恶化。莱曼·l·兰尼兹尔将军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时预言，一旦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地区”。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自信地认为一定能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正如他所说的，“北越连常规轰炸都禁不起”，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派遣“一支美国的军事特遣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并不认为有义务将古巴旅从注定要失败的海滩战场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吴庭艳什么。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吴庭艳已经公开藐视了采取“必要的改革”的义务。他在1956年还拒绝在越南实行全民选举。对他而言，就算美国与他同受条约的束缚，要他按照规定履行条约也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项条约！

使华盛顿无法抛弃西贡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政治的。麦肯锡已经死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担心吴庭艳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而尤其讽刺的是，美国竟然犯了与当初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时同样的错误，尽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但他们仍给予了军事上的援助。犯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国会山那些权威人士的态度。这些人物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有很大信心，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一个解释是内阁成员性格特征的差异导致了这个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都曾在越南问题上向白宫谏言。麦克纳马拉做事果断、雷厉风行，而腊斯克则胆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国国防部获得发言权必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后几年，越南还相对较为和平稳定。每年美国派遣800名军事顾问，并且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足以维持越南当时的局势。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战线。在独立宫，他们将民族解放战线命名为“越共”。起初，吴庭艳并不担忧，在上一年秋天，他轻易阻止了一场试图谋反的政变，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想不想要美国军队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尽管那时他说陆军部队没必要支援，还是承认需要其他一些援助，于是肯尼迪总统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接受训练任务。美国承诺派兵支援越南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尔汀抵达西贡。前任驻越大使曾试图说服吴庭艳，可依旧无功而返，他自己还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定吸取教训，不想重蹈覆辙。现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很猖狂了，连那位爱装腔作势的总统都不得不对其俯首称臣。当时，乡村的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而越共游击队正四处活动，伺机暗杀乡村首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战争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西贡当局实施的独裁政策和纵容贪污腐败的错误举措，势必会引发人们对吴庭艳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要求白宫方面不要插手有关越南官员违法行为的事务。副总统约翰逊说服肯尼迪总统，将“歼灭越共”视为“真正的终极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也向总统保证，仅需4万地面部队就可以将越共反政府组织“全歼”。另外再派出128000名士兵，便足以击退来自北越的侵扰。国防部长罗斯维尔·W·吉尔帕特里克建议与吴庭艳当局就建立“可行性防御安全联盟”展开对话。五角大楼官员威廉·P·邦迪也呼吁，美国应“尽早强势进入”越南，并对敌方进行猛烈打击。他认为此次进攻有70%的胜算。

肯尼迪当局经过进一步调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西贡支援，同时还为吴庭艳政府的2万多名越南军人提供武器来扩充和武装南越军队，自此越南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5万。像艾克一样，肯尼迪希望帮助南越进行内部改革，调动一切资源反对越共，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他并未着重强调这一切。此时，他正忙于有关柏林进行核试验的事务，无法快速抽身。据此，美国外交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撰文质疑肯尼迪是否对越南真正关注过。刚刚适应冷战节奏的观察家们又开始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大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内形势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还发现：“越南游击队似乎已经陆续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几乎看不到在不经军事人员的护送下，美国人敢于开着自己的轿车把我送出西贡市。”他还报道了当时越南政治垮台所产生的惊人影响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产党总是能在他们的阵营里，找到前赴后继的不畏死亡的民众，可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种强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深为不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游击队占领了越南的一个省，并处死了该省的一名总督。而此刻吴庭艳的军队则是节节败退。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与瑙尔汀协商，与他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约。华盛顿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夏季以来，所有扩张计划都驱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兵前往东南亚。副总统支持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归国途中如是写道：越南真正的敌人“是饥饿，是无知，是贫穷，是疾病”。他相信美国人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策略，都必须将这些敌人作为其攻击目标，充分利用我们先进的科技实力。

总统对此做出了相关回应。在派往西贡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包括两名他最信任的人员，分别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W·罗斯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相关的国家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就可以充当总统在越南这一战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对于罗斯托而言，自始至终他都是永不妥协的鹰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里绝无高级外交人士。正如索伦森随后撰文写道：“国务院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抗衡，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代价达成军事目标的相关行为。

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成为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抑制吴庭艳政府的衰败之势，报告要求肯尼迪派驻一批美国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派遣一个美国的步兵团，初期有8000人，之后会依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泰勒作为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者，希望总统能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电视讲话。然而他对关于进入越南的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远征来说，他竟将越南与朝鲜相比，“美国军队无须过多准备就可以轻松适应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实上，越南和朝鲜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点就是常规战。敌人盘踞在边境线附近，美国军人就可以在这些固定区域进行他们的常规作战部署，这对于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而越南的环境却不是这样。第二点是，这次是在浓密的热带雨林里进行的非常规军事战争。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重要的，韩国人民希望美国士兵能够在当地保护他们，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不过是其原属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继任者，他们都想占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当中的一些内阁成员及其他成员，如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艾弗里尔·哈里曼，也对泰勒这份声明中的信息大为震惊。然而，只有肯尼迪总统一人有资格对此提出质疑。他拒绝在电视机前对民众讲述有关事宜，因为在他看来，这将把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相提并论。他还明确指出，泰勒和罗斯托不像其他的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对美国干涉越南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持正面态度，他们只想要北越不再渗入南越，只是他们没能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其实最令他伤心的是有关派遣军人的这一提议。索伦森写道：“越南战争的主要倡导者都支持这个行动，称之为测试美国美好信念的‘试金石’，标志着美国已下定决心出兵。”但总统一人投了反对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终起决定作用。肯尼迪说：“他们想要一支美国军队。这对于恢复自信心和保持军队士气是必要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柏林所做的一样：大批军队持续进驻，乐队仍要继续演奏下去，而4天过后，民众就会忘了一切，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还得派更多军队去。这样就像喝酒一样，这次酒劲过了，下次还想再喝。”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摆脱不了大家的影响。他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做出了让步。接着，从1961年12月起，美国就开始加强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在与吴庭艳公开交换信件时肯定了这一安排。当然，这一安排也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想法，并且吴庭艳也同意改革，并承认他的军队需要加强领导和振奋士气。但此安排并没有给美国规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么时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说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为止。泰勒倒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从菲律宾发电报给总统说：“经由南越而卷入亚洲战争，是有这样的危险，但还不至于太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对此却显得焦虑不安。他说，吴庭艳在没有看到美国派出的步兵之前，决不会善罢甘休。让美国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样，在美国帮他应战之时，他就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鲍尔预测，如果美国答应派兵，就会越派越多。他对总统说道，5年内，将会有300000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乔治，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美国后来加速对越南战争的干预（这也证明了鲍尔和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贡驻守的美国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执政的头1000天末，有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瑙尔汀大使，另一个是2月抵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d·哈金斯将军。对这两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传统守旧，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任命得益于国务院强硬反共派的力荐。无论身处何种危机，他都会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跑到爱琴海逍遥度长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顿的一个世家浪子，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他之所以能在军队得到晋升，只因为他精通马术，是个出色的马球队员。在乔治·S·巴顿想要放松时，他又可以充当一个好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金斯担任巴顿的副参谋长，那时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推弹杆”，因为他执行巴顿的命令时雷厉风行。但和巴顿一样，他有时也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实向总统报告越南战况时，显露无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一切越南战况，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却不喜欢上报坏消息，他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让人感觉他所报告的情况表面上听起来都还不错。他一到西贡，就告诉美国记者，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周围的人都很乐观，而且，他还透露，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汇报暂且可称为“进展报告”。他想让人们充分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打击越共的战争将进行得十分顺利。

瑙尔汀和哈金斯一致认为吴庭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他我们将无计可施。然而对他执政能力的批评只会激怒他，那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将会消失殆尽，灰飞烟灭。霍默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这将成为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生死相搏，他们的命运共生，不进则退。吴庭艳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白，此刻无论他怎么利用这两个美国佬都没问题，他可以肆意妄为，对着这两个美国佬指手画脚。

哈金斯到任之后，第一阶段的反共战斗被称为“日出行动”，此比喻也还较为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坚固的“战略村”，但这只能由国内军事组织来操控防守。他的战略合作人是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接着，美国得知这项战略防御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超过13的农村人都生活在战略村，看来战局会日趋好转。目前来自西贡的所有报道都是好消息。对哈金斯表示怀疑的人可以从瑙尔汀的评价那里得到证实，因为他认为当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实上，战略村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依旧通过发布公共新闻来发动战争。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写，他删掉了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的语句和令人悲伤的坏信息，用完全虚构的内容取而代之。那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调配到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中校约翰·保罗·范恩。而且，他们的档案里还被写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可能会终结他们的军事生涯。一次，当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个级别的将军在前线巡视时，发现实际情况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在电报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于是他给哈金斯写了份报告，讲述了战争的实情。哈金斯在空白页边上草草写道：“谎言，谎言，又是谎言。”然后，他将其扔在文件柜后面。真实的谎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够反驳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国报纸上驻越南记者发回的报道信息。哈金斯称记者为制造轰动的商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骂他们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实，自我开脱。哈金斯偶尔也承认自己受挫，那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他希望借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枪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他还警告说，如果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民众对军队已失去信心，任何记得以前中国的情形的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发生新年攻势或爆发越共的游击活动，或许哈金斯的“新闻传播”在一开始就会被拆穿，然而，事实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减少，这也是所有新闻人想要的。他们宣布“日出行动”带来了战场上方的蔚蓝天空。他们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也感染了华盛顿的其他人。马克斯韦尔·泰勒说道，他感受到越南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盛大运动，用以粉碎共产党。麦克纳马拉说：“所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肯尼迪总统异常惊喜，批准增加对西贡的军队支援，驻军人数从2000人增加到16000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也升级为越南军事司令部。

剪影：20世纪60年代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