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六章 将军归营（第3页）

美国人可以从《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上读到相关的英文报道。尽管总体上讲，美国人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虽然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其他事情分散了。即将受到侵略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白宫生涯即将迎来的高潮，即重要的巴黎峰会和出访苏联。特工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5月1日，巴黎峰会召开前的16天，一架奇怪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上空，该地是位于苏联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的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和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架飞机是中央情报局实施计划的一部分，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要求制造。它的官方型号是U-2。不久以后，全世界都称其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呈黑色，机身狭长、尾翼高且机翼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驾驶舱只能容纳一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军用飞机，因为飞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而只是配备了灵敏的红外线摄像机，可以通过机身下面7个舱孔向外拍摄，能够将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景物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经过数倍放大后，解译员甚至可以完全看清在飞机下方9~10英里处拍摄到的报纸标题。飞机上的其他装置可在空中检测出秘密进行核试验的证据，同时还能测定苏联雷达的效能。U-2型飞机以其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相关人员对动力学以及飞机结构细节的仔细研究，使得该飞机能够在高空进行有效续航作业。据说，它已超出苏联雷达的监测范围。总之，这架飞机作为侦察设备，其精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架飞机于五一劳动节这天进行试飞，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是新一代喜欢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并非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钱。这对于他而言只是份工作，而且是份很好的工作，他一年的收入是三万美元，这可比在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他和妻子共同收入8400美元强多了。4年前他27岁，是一名空军中尉。他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再加上留了一个平头，看上去就像一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或许还是个防守型边卫，肯吃苦、靠得住，但缺乏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询问一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中一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到苏联境内怎么办？那可是一个大国，要想走到边境可得花上好些时间。我们能在那儿和谁取得联络吗？你能给我们几个接头人的名字和地址吗？”据鲍尔斯描述，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及这个问题，尽管所谓的“越空飞行”在那时已要进入第5个年头。那位官员回答道：“不，我们无法给你提供这些资料。”鲍尔斯坚持询问：“好吧，就说说最坏的情况吧。如果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那么他该怎么说？确切地说，他该告诉他们什么？”据鲍尔斯回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不妨全盘托出，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从你嘴中得出实情。”直到现在，也没人更正他说的话。

这次事件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点，绝不在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托词。1956年，“越空飞行”实施初期，舍曼·亚当斯还在白宫任职，他知道每一架飞机“越空飞行”都是经过总统批准执行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亚当斯拜访艾森豪威尔并向他询问这一事情。艾克说道：“你说的对，这是我做的决定，每一次‘越空飞行’我都知道，而且也予以批准。当他们向我提出在苏联上空实施这一特别的飞行计划时，我认为这是已被采纳的情报政策中的一个，因而给予批准。我当时并未想过这会对此次峰会或接下来在莫斯科的访问产生任何影响。除了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件事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情况是可以预料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应该在仔细斟酌的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一次飞行并非例行飞行。这是长时间停止“越空飞行”后的两次飞行中的一次，也是首次尝试飞跃整个苏联。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需飞行3800英里才能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着陆，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有人认为这值得一试，是由于U-2型飞机比过去那些飞机更能深入苏联境内，因此该飞机应该能够飞到从被未拍摄过的重要目标地。

对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动机，驾驶U-2型飞机的飞行员有颇多揣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苏联人当时即将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在此之前将尽可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还有人猜测，艾森豪威尔想赶在和赫鲁晓夫会谈之前掌握最新资料。当然也有人猜测即将与苏联达成的缓和协议或将不利于日后的任何隐秘行动。飞行员充分意识到，他们参与的是一项非正当行动。有一种猜测在他们之中的呼声越来越高，那就是苏联雷达已经发展到能在任何地方对他们进行追踪的水平。他们还讨论机器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鲍尔斯曾说过：“飞机的任何地方出现螺丝松动，都可能导致飞机坠落。”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一架U-2型飞机于上一年秋天在日本东京附近坠毁。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后总结说，这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活动，并报道说他将在下一期刊物上对此事进行详尽报道。

飞机设计人员已经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非同寻常，因此在上面安装了定时自毁机械装置。后来，为进一步保险，他们还在飞机上安装了一种名为“庄稼汉”的装置，用以摆脱雷达监测。尽管那位情报官员对于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所给出的答案颇为草率，但他也考虑过一些飞机迫降的问题。指挥“越空飞行”的空军军官威廉·M·谢尔顿上校告诉鲍尔斯，如果他发现自己在飞往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坎达拉克沙城时飞机燃料不足，他可以在芬兰或瑞典的备用机场降落。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飞行员是否自杀为好。很显然，中央情报局当时还没拿定主意。这个决定就留给了飞行员自己。氰化剂药物有现成的，谁想要都可以拿去，后来还有人给他们展示了一个类似吉祥饰物的小玩意儿。那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圆，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拧下金属环，里面是一根针，其实也是一个外鞘，拿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细针。靠近针尖处有许多小槽，小槽内有黏稠的褐色物质——箭毒，人只要被针刺上一下就会立刻身亡。包括鲍尔斯在内的大多数飞行员既不想带氢化剂药物，也不想要箭毒。然而，就在鲍尔斯为最后一次飞行做准备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想要那种银圆吗？”就在那时，他改变了想法。他认为那根致命的针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于是，他答道：“是的。”之后便顺手把银圆放进了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了剃须盒、便装、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苏联卢布、若干金币、手表、戒指（在急需帮助时用于行贿或交换）、100美元现金、美国邮票、国防部身份证、国家航空航天局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驾照、兵役卡、社保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面还用14种语言（包括俄语）写着“我是一名美国人”。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当他被俘后，被问及是否是一名美国人时，他表示：“当时想要否认似乎已毫无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备出奇的简陋：飞行员睡在折叠床上，热军用罐头吃。还好他们不经常在这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位于土耳其阿达纳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到处闲逛。（在闲谈时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峰会以及该会议如何能够消除世界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开始有点儿迫不及待了。近两年来，他们飞行的次数大幅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飞行员在下次飞行时就会越担忧。在很长时间停飞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将于4月进行。鲍尔斯将作为4月9日飞行的后备飞行员。第一次飞行进展顺利。第二次飞行则由鲍尔斯负责。

就在飞机到达巴基斯坦上空时，事情进展开始不顺起来。鲍尔斯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型飞机无法使用，目前因维修正处于停飞状态。因此，他这次飞行只能用U-2·360号飞机代替。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360号飞机是个次品，他们把它称为“癞狗”。这架飞机经常出状况。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它根本无法向发动机供油。当谢尔顿上校授权给鲍尔斯，让他于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如果油箱运作正常，其他也进展顺利，那么鲍尔斯此次飞行路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Z”字。他从白沙瓦起飞，将飞跃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境内。接着，他会途径咸海、丘拉坦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以及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飞离苏联后，他将越过巴伦支海和挪威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整个飞行将耗时9个小时，34的路程——约2900英里都会在苏联境内。起飞后，他将切断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接下来的整个航程将一片寂静。鲍尔斯表示，那是一种“孤寂感”。

过了恼人的三天，这次飞行似乎将永远不会开始了。华盛顿方面在下达命令的最后时刻一直支支吾吾。最后，出发日期定在4月28日星期四。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以及其他18名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往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入睡，星期四凌晨2点，有人将他叫醒并告知他飞行时间将推迟一天。第二天夜里也是如此。这次，他起床后便在享受免费服务——“呼吸新鲜空气”，但还是接到同样的通知。到星期六，他已被第三次通知飞行要推迟24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30分，鲍尔斯终于进入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然而接下来，飞行计划又开始拖延。原计划的起飞时间是早上6点，可是时间一到，却没有任何出发信号。驾驶舱里酷热难耐，当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衬衣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们都在等待白宫的最后指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过去，飞行员在进入机舱并准备出发之前，总统就已发出批准的命令。而此时这一等待已持续了20分钟，令人十分难熬。接下来，鲍尔斯终于等到了绿灯信号。伴随着轰鸣声，他驾驶飞机升入空中，然后他便开始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早上6点26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点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点26分，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很厚。但这并无大碍，因为中央情报局对这片区域毫无兴趣。咸海上空万里无云，鲍尔斯向下望去，瞥见由另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尾烟与他飞行的航线平行，但方向相反。没过多久，他又看见一道尾烟朝相反方向移动。或许这来自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测位仪已经通过雷达监测到他的存在，并派出了侦察机。他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目前为止，那两道尾烟离他很远，苏联飞行员不可能发现他。

向东飞行大约30英里后，他到达了卡拉维拉尔角的丘拉坦发射场上空，向下望，便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轻轻打开各种开关，同时打开照相机。但此时云层再次变厚，他便关掉了设备。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50英里处，天空再次放晴，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度被人们视为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山顶上覆盖着积雪。就在那时，飞机开始出现问题：自动驾驶仪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将自动驾驶仪关掉，手动驾驶飞机一段时间后，再次打开了自动驾驶仪。但飞机却再次倾斜起来。他考虑要调头飞回巴基斯坦，因为在飞机出现异常不得不中止飞行的情况下，决定权掌握在飞行员手中。但他已经进入苏联境内1300英里，而且前方能见度极好。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行，通过手动方式驾驶飞机。在越过一个大型油库区和一个综合工业区后，他转弯朝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去。在6.5万英尺高空，他又转弯90度朝北飞去。当他正在填写飞行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度以及引擎仪表读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飞机猛然向前一冲，一股耀眼的橘色火光涌进机舱。

当时白宫的时间大约是午夜过后半小时。克里姆林宫的时间是早上7点30分。鲍尔斯想：“上帝啊，我这回是碰上了！”

飞机失去控制，开始向下坠落。鲍尔斯准备伸手开启自毁按钮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首先进入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金属座舱罩的横杠正别着他的大腿，令他无法动弹。如果这样弹射出去，他将失去双腿，每条腿都会在膝盖上方3英寸处被截断。飞机已经下落3.4万英尺了，并且仍在向下坠落。就在一瞬间，他再次想到自毁按钮，但首先他想解开安全带。就在他解开安全带时，重力将他半个身体拖出了机舱。输氧管又将他拉了回来。他之前忘记将输氧管取下了。在惊慌失措中，他又踢又拽地从中挣脱出来。他飘浮在空中，正想要拉开降落伞索时，感到一震猛烈的抖动。在1.5万英尺的高空，降落伞自动打开了。突然，他驾驶的飞机从他面前掠过，依然完好无损，却在急速下落。他想到了银圆。他将银圆上的环扭开，拿出那根针，考虑是否要自我了结，但之后又把银圆放入口袋。因为他想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日。之后那个星期的星期四，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提到了U-2型飞机，这引起了一次长达两个星期的骚动。

在回美国的途中，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飞机在里斯本着陆。他选择这一特殊时间，是为了向葡萄牙年过古稀的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致敬。就在克洛斯宫美丽的花园散步时，艾森豪威尔恰巧碰到一位美国记者，他正将法国硬币随意地抛掷到一个喷泉中。总统疲惫地问道：“这就是你闲来无事后找来做的事情？”“不是的，总统先生，”记者说道，“这只是求求好运罢了。”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说道：“接下来你最好再扔一些，为我们大家求点儿好运。”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未能摆脱U-2型飞机飞行事件招致的麻烦。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国，按原计划是总统外交之行的最后一站。倘若之前举行的峰会顺利进行，那么此次行程将无上光彩。如今，此次日本之行却成了修补总统威望的救命稻草。然而，连这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众所周知，日本是U-2型飞机“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臭名昭著的侦察机中的三架就停在那里。由于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日本“左”翼分子便借机发起示威。为安排此次访问，吉姆·哈格蒂于6月11日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就像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之行一样，哈格蒂侥幸逃脱了一场灾难。两万名示威民众将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车里近一个小时，后来他们不得不由海军陆战队直升机营救才得以脱困。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劝告艾森豪威尔为其安全着想，最好不要前来日本，但他已抵达马尼拉了。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总统由第七舰队的6艘战舰和100架飞机护送到中国台湾地区。船只在海上的航行速度已超过每小时30海里，这倒不是担心让蒋介石久等，而是以防遇上非友好的潜艇从中作梗。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广播电台正谴责美国总统是“瘟神”。为了让总统知道他们的感受，中国人民用近几年最坚实的炮弹向近海岛屿金门发起连续猛击。这样一来，总统在第七舰队的船只上也能听见那隆隆的炮声。那些爱挖苦人的记者报道称，他是唯一一位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的国家元首。

6月27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他的此次行程宣告结束。在过去的18个月，他历经6万英里只为寻求和平，最终却空手而归。在检查完飞机残骸并寻找原因之后，他无力地表示：“归根结底，共产党人会以他们的一贯风格行事。”埃米特·约翰·休斯悲伤地写道：

在他幻想的美好的全球之行中，所有政治愿景的光环如今都一去不复返。他慷慨地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威望，同时也换来了大家的欢迎——上百万群众热烈欢呼，还举着各种欢迎横幅。他曾将积攒的所有政治资本投入两个地方——巴黎和日本。现在，资本已花得精光。

冷战从各条战线再次聚拢，到苏联旅行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位于柏林的查理检查哨发生了几起事故。自上次峰会的残局一扫而尽后，整个春季一直都进展顺利的东西方10国裁军会议再次在日内瓦召开。然而，在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对西方进行长达90分钟的谴责并随即离席后，此次会议再次搁浅。7月，苏联在公海上空将一架美国RB-47型侦察机击落，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对此进行公平调查，却遭到苏联反对。

接下来，在8月，虽然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带来了稍许安宁，但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时，美国人又再次想起了U-2型飞机所带来的耻辱。鲍尔斯当时在一家大型国有农场降落。那里的农民缴获了他的手枪，并在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前来拘留他之前一直监视他。他在苏联法庭上表示，他知道最高峰会和艾森豪威尔原计划访问苏联的行程都因为他此次的飞行任务而遭到取消。他说道：“我对于自己造成的影响深表抱歉。”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总统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常陷入沉思。政府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整个政府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达到1700亿美元，几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艾森豪威尔的党派未能将以往支持他的年轻无党派选民拉拢来支持共和党，也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当他的前任助理舍曼·亚当斯来宾夕法尼亚大道拜访他时，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如今都怎么了？”

次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的前三天对选民做了最后的发言。20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建立了一批由退伍将军和海军上将管理的公司。艾森豪威尔警告过其中的危险性。他在对全美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表示：“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实施裁军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由于这一需要迫切而明确，因此我承认，我是带着沉重的失望卸下自己的重担的。”他继续说道：“我本希望今晚自己可以说，持久的和平已近在眼前。但我依然能高兴地说，战争已经避免了。”随后，他谈到了正在迅猛发展的军火制造公司：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大型军火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实属创新之举……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其中的严肃含义……在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恰当的势力。其引起危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并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但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事竞赛的力量太过强大了。尽管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实质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经费的依赖程度都令人瞠目结舌。当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公司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出售的产品则为100%。6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告诫读者：如果一家公司研发出新式战斗机，这家公司便“在影响飞机设计与装备上占据有利位置。在飞机适合执行哪种任务、所需数量、如何部署乃至被用来对付哪种敌人等事情上，公司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人决斗局势。双方候选人都属于“摇摆世代”，在“二战”时期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各自进入政坛，当下都处在40多岁的精力旺盛期。在1960年1月，尼克松便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候选人实力最不相上下的一次，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只是唯一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再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发表演说时的美国了，更不像在那之前两年参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大批人向新郊区移居的浪潮正处于高峰期，整个国家也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当时已成为美国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950年黑人所占的比例为35%，到当时已达到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美国88%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考虑到有亿万名电视观众，两名候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吸引他们的眼球。后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电视机给肯尼迪助力不少。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表示，肯尼迪在电视上塑造了一个“害羞的年轻警长”的形象，而尼克松则表现得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对小城镇不太有利的占地契约”。然而，麦克卢汉忽略掉了一点，那就是美国人在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保守，大多数美国人正在向铁路投资，因此是站在律师这边，而非警长那边。

两位候选人都按照各自的战略计划行事。肯尼迪吸引的是年轻群体、蓝领阶层以及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拉拢到的民主党的自由选民。肯尼迪占优势的两大基地都在民主党居多的南方，把握住这一点是他竞选伙伴的任务。另外，还有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此次的竞选活动主要在9个大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如果他能在这几个大州取得胜利，就将获得竞选所需的269票中的237票。他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对700万名未登记的选民进行登记，每10个新选民中就有7名是民主党人。这些想法来自于常春藤盟校智囊团的施莱辛格和加尔布雷思，以劳伦斯·F·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为他献计献策。

肯尼迪本身的优势包括：劳工组织的支持、其父留下的一大笔财产、他荣获的普利策奖、友好的报界人士以及他的个人魅力（记者已经开始把这称作肯尼迪“风格”了），当然还有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劣势则是：其父亲在20年前令人印象深刻地支持过绥靖政策、他43岁的年龄相对于尼克松的47岁略显经验不足，还有自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打算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坚持到底。尼克松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认为一场政治活动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忽略这些就会有令人厌烦的危险，从而与选民疏远。在他看来，其中心目标就是在选举当日让一个活动达到“顶峰”，也就是进入高潮。与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将目标集中于各个重要的州，对他而言主要是7个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伊利诺伊州。他还承诺会到剩下的43个州去竞选，后来这个承诺让他后悔不已。但他没有智囊团，如今，尼克松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孤家寡人，沉思而内敛。肯尼迪竞选活动所宣传的主题是，美国的声望正在日趋下降，美国人民必须勇往直前。与此同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还鼓吹自由企业的优点、个体的责任、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艾森豪威尔所主张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