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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内战线（第2页）

羊群跟随牧羊人（美国谚语）。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也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沃伦冻结了他们的资产，银行也拒绝兑现支票。1942年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的恐惧和猜疑与日俱增。州政府建议日裔美国人移居内陆，三个星期内，8000名日裔美国人听从了建议。这显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部分问题转移。种族主义的病毒正在蔓延。内华达律师协会称：“我们认为，如果日本佬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很危险，那么他们在内华达州同样危险。”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跟媒体说：“日本佬像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阿德金斯跟着也宣布：“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我怀疑把日本人安置在这里是否明智。”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纳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并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

对于逃难的8000名美籍日本人来说，生活充满恐慌。理发店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他们买不到水，甚至不能去公共厕所。5个“二代”来到新泽西州，被一个农场主雇用，一个治安维持委员会放火烧了他的农场，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小儿子。在丹佛，一个日裔女孩找到工作，想加入教会。牧师挡住了她的去路，问道：“在你自己的教堂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陆军中将约翰·L·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解决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日裔美国人游荡在美国乡间是愚蠢的。“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加入美国籍，都没区别。”

加利福尼亚州不断施压，要求联邦政府行动。罗斯福厌倦了此事，又被战场形势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于是，他让史汀生和后任战争部副部长麦克洛伊去处理，只要求他们处理时尽量理性和人道。史汀生正为地图和战局而忙碌，所以这件事最初交给了麦克洛伊，他成为主张重新安置的主要人物，积极奔走。在德威特将军授意下，战争部侨民管理局局长卡尔·R·本德森少校已经拟定好了撤离方案。他在旧金山对方案进行最后修订时，麦克洛伊于2月8日突然打来电话说：“总统已经给我们全权委托，我们想干什么都行。”德威特立即将已认可的本德森的方案寄往华盛顿。

6天后，司法部长比德尔要求谨慎处理，他告诉罗斯福：“军方还没有通知我他们关于此事的结论。”但这又是在与史汀生过不去，他是内阁的强势人物，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20年后，比德尔回忆道：“史汀生显然认为日裔美国人全部疏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立场坚定，总统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我劝这位部长顶住下属的压力，结果可能会不同。但我是内阁新人，不愿在老资格政治家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个星期六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比德尔的下属称其文章包含了决定性观点。李普曼在2月14日的专栏中写道：“日本人长期在太平洋海岸开展侦察活动，试探美国的防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理解华盛顿不愿采用“大规模疏散和拘留政策”，但“太平洋海岸已正式成为战争区域，任何地方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宪法中没有给予任何人在战区居住或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见得有如此强硬的言辞。美国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被要求支持这项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并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不是罗斯福值得夸耀的时刻。他大笔一挥，授权德威特处置无辜又困惑的人民，这些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相比故乡，更忠诚于自己的新祖国。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一代”生产的水果占加利福尼亚州水果产量的一半以上。依据传统美国的标准，他们做得很不错。“二代”正处于青年时期，他们生在美国，就读于美国公立学校，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与美国白人无异。

根据第9066号行政命令，德威特如是阐释，自愿迁移截至3月27日。日裔美国人只有48小时处理房屋、产业、家具。迁移过程中，只允许他们用手提包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收缴，投资和银行存款全部没收。驳回申诉权利，甚至无权抗议。“一代”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500万美元，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存款、股票、债券损失不计其数。

3月30日，从破晓开始，德威特将军的第20号平民禁令，就像防疫通知一样被贴到日裔美国人的家门上。撤离是一个迅捷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小孩被贴上标签，就像行李一样，运输卡车开到门口，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道：“出来，日本佬！”这种号令声像极了德国士兵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安妮·弗兰克在荷兰街道上听到的就是这种呵斥声。卡车把日裔美国人带到15个安置点，其中有华盛顿雅基马的酿酒厂、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还有圣阿尼塔和坦弗兰的赛马场。赛马场是最糟糕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马厩居住。

这些安置点，正如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所说，只是临时安置点。囚犯们（日裔美国人现在已沦为阶下囚）持有身份卡，还要定期接受行李和人身搜查。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11个大型“战时安置中心”等着修建。州长们觉得没必要说，所有的安置中心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总统从来没去过那些荒凉的安置点，但他曾说那些地方是“集中营”。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一个“公寓”，面积只有500平方英尺。房间没有炉子，也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不得不在哨兵的注视下洗澡。“一代”和“二代”妇女继承了先辈害羞的特点。但她们提出洗澡的问题后，看守告诉她们休想，还反问道：你们现在不是美国人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荒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孤寂的欧文斯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的锡斯基尤的图里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三年。在铁丝网的包围下，每天晚上强烈的探照灯光都会照进他们的窗户，他们努力找寻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生活：教育子女、举办教堂活动、参加各种活动。几年下来，他们总共举办了2120场婚礼、5981场洗礼、1862场葬礼。

这些日裔美国人的事业应该是每个相信自由之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这称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性侵犯人权”事件。但当时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如果联邦政府听取加利福尼亚州的民意，安置点可能就成为永久性的了。那里的种族主义者不想让日裔美国人获得自由，他们不管别人怎么说，就连最高法院也只能靠边站。

即使是最高法院，也未能积极维护公民自由。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下发了裁决，这一裁决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道格拉斯大法官避开了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布莱克大法官写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入侵威胁，军事权威至高无上，日本人并非因为种族歧视而被驱逐（罗伯特、墨菲、杰克逊不赞成这项决定）。在两个问题上，法院提供了不同意见。他们赞成大规模驱逐，认为这是战时合理地行使权力。但同时他们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拘留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居民是不正当行为。12月19日，军方开始将日裔美国人送回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遭到了57次反日裔美国人组织的暴力袭击。这出悲喜剧的顶点是，赫斯特报系大肆报道图里湖营地的囚犯暴动，将这场暴动援引为很好的证据，证明移居内陆的日裔美国人“不忠诚”。

图里湖营地根本没发生暴乱。拘留期间，没有一所营地发生过混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爱国之心似乎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清心寡欲、逆来顺受，默认了美国的双重标准。举例来说，一名白人实习医生给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做一个小手术，可以获得500美元。而旁边“一代”医生，虽然医术精湛，但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能得到19美元。尽管知道自己得不到报酬，一些日裔美国人还是会去植树、做实验研发人造橡胶、画征兵海报。让安置点看守们疑惑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并敬礼，他们的童子军打鼓吹号（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演奏美国国歌。在托帕茨营，3250名成年人选修了营地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1943年1月28日，到了兵役年龄的人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唱歌了。

那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军队接受“二代”志愿者。立刻就有超过1200人报名，战争结束时，共有17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在铁丝网环绕的安置点里宣誓忠于美国军队。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表现突出。没有一个日裔士兵逃跑。意大利战场上，第442步兵团阵亡人数相当于刚组建时人数的三倍，并获得3000枚紫心勋章、500枚铜橡叶章、810枚铜星勋章、342枚银星勋章，47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17枚功绩勋章。在欧洲战场上，这些部队成为传奇。比尔·莫尔丁描述日裔美国人部队，“就我所知，和其他无数人在战场上见证的一样，没有哪一支部队在忠心、努力、勇气和牺牲方面可以超过来自海外的军团。他们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两枚以上的勋章，他们的伤亡率也高得吓人”。

同“二代”并肩作战过的人，明白驱使日裔士兵奋勇作战的背后原因。日裔士兵相信，当加利福尼亚州人听说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功绩以后，对他们家人的态度能有所好转，同时希望“一代”能够重获战前所拥有的财产，但这只是奢望。日裔美国人的家园、农场、产业都被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霸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赫斯特报系的支持下，把属于日裔美国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二代”回到美国后，尽管身着制服，还是被饭馆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旧金山考察者报》头版头条写道：“小日本的后裔竟被允许在海岸游荡”。之后，一名在欧洲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二代”遭到公然殴打。这种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一段落。

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人全都盲目排外，显然不公正。可大多数人对此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战争部开始关心“二代”事件，他们派同日裔美国人一起服役过的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农民和商人们日裔美国人的英勇事迹。一次，一个身材瘦高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佬？”中尉回答道：“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那个农民说：“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了两个。”在场的听众们有的望着天花板，有人盯着地板，有人看着膝盖，大家都一言不发。

西部防御司令部的情况危急，这使约翰·德威特将军一直坐在办公室。整个战争过程中，他始终远离战场的生死考验。但他倒未被忽视，陆军授予他杰出服役勋章加两枚铜橡叶章，海军也授给他杰出服役勋章，法国奖励他荣誉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1947年，他带着满身的荣誉，光荣退伍，后来成为日美协会的一名热心会员。此人很好地展示出西方人的不可思议。

珍珠港事件三个星期后，农业部长克劳德·R·维夏德随意给了美国人一个建议。他说，农民要忙着养活军队，喜爱新鲜蔬菜的居民们可以自己种植，他称之为“胜利菜园”。数百万连耙子和铲子都分不清的城里人，只知道“耙子”指埃罗尔·弗林（电影演员）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纷纷开始种地。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什么都种。只要是空地，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或运动场，甚至连芝加哥市的阿灵顿赛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恶魔岛，都种上了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引导下，“胜利菜园”的农民们让美国上下欢欣鼓舞。到1943年，美国“胜利菜园”的数量达到2000万，其新鲜蔬菜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3。

美国人并不喜欢吃蔬菜，但种菜也算是给他们找到了事情做。战时的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那里的人们不断互相道别，各奔东西，或原地等待，也许只是在等待纸巾和发卡短缺结束之日。中年男子把“一战”时的头盔涂成白色，加入民事防护组织，测试防控警报，把木箱装满沙子，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每晚都站岗注视着天空，寻找轴心国飞机的影子。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儿童四处搜集橡胶废品、废纸、铝、锡罐和牙膏管。家庭妇女回收做饭废弃的油脂，卷红十字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她们一共卷了25亿卷。一个西雅图制鞋商捐献了6吨橡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把心爱痰盂的橡胶垫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毕肯山举行了一个废品搜集大会，捐赠的物品中有一支80年历史的格林机枪和一辆马车，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州长把自己的划船运动练习器也贡献了出来。

好莱坞帮助人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主要面向美国大兵，好莱坞在战争年间共拍摄影片982部，34232个拷贝送到海外。电影同样供平民观赏，影院每晚场场爆满。这个年代的优秀影片包括罗伯特·杨主演的《富家子的婚姻》，蒙蒂·伍利主演的《晚宴的约定》，凯瑟琳·赫本、斯宾塞·屈塞主演的《时代女人》，维克多·迈彻主演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泰隆·鲍华、琼·芳登主演的《高于一切》，珍妮弗·琼斯主演的《圣女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与我同行》，弗莱德·麦克莫瑞、芭芭拉·斯坦威克和爱德华·G·罗宾逊主演的《双重赔偿》，简·拉塞尔主演的《不法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风尘双侠》，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不朽的《卡萨布兰卡》，希区柯克导演的《辣手摧花》，还有《小鹿班比》。一如既往，演艺界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一个经纪人向媒体宣布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后来一个兽医揭露说莱西是只公狗。但影片质量始终很高，要知道许多观众不仅追求影片好看，还要求影片爱国，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可算成就非凡。多萝西·汤普森百般挑剔影片《救生艇》，因为她认为希区柯克让纳粹比其他乘客更有能力。《纽约时报》的波思利·克劳瑟也表示赞同，并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奇怪的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种开明的社会，也不能原谅”。希区柯克抗议说他导演的是恐怖片，而不是宣传片，但他的抗议被扔进了垃圾桶。《纽约客》影评人沃尔科特·吉布斯向来以职业和公正著称，但他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去了》表现出“对德国人奇怪的温柔”。观众们则更加宽容，他们来看电影不是为了批评。无数人离开家人，远走他乡，电影比以前更能够为他们提供短暂的庇护和宁静。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常年生活和战斗在国外，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纽带。背井离乡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媒体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点。媒体上的某些内容甜得有些发腻，《白色圣诞》是战时美国第一首大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只是表达了顾影自怜的感觉，《我要回家过圣诞节》就更糟糕了。有些歌曲简直令人厌烦。有段时间，吉米·萨沃和全美国人民都在唱着“一个肉丸子换不到面包”，这让很多渴望耳根清净的人难以忍受。《现在没什么区别》和《你是我的阳光》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整个战争期间，尼尔森·艾迪是全美薪酬最高的歌手，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然而，百老汇的明天似乎一片光明，《布鲁默女孩》、《慈母泪》、《邂逅的爱情》和《迷离世界》进入了他们的流行期。1942年夏，两个不走运的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开始试着编排一个陈旧的剧本《丁香绿了》。这出剧原本只演出了64场，1931年就停演了。《生活》杂志后来说“Rh因子”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何马》！1944年3月31日，这部剧在圣詹姆斯剧场举行首演。直至1948年停演，共演出2248场，创下了当时音乐剧演出的纪录。与此同时，一位26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创作了一部欢闹的音乐剧《小镇上》。当时，百老汇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黄牛党”，这样的景象15年来第一次出现。

美国国内的人民阅读量比以前大了。柯乐利调查公司和胡珀调查公司报告说，广播仍然是美国主要的娱乐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空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还是新闻时段收听人数最多。广播同书店和图书馆一样，内容开始从小说向非小说转换。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仅1945年，它就印发了超过6000万册的军用册，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它们出版书籍是双栏格式，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还是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经常将书寄回家。新书有马里恩·哈格罗夫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的《空中制胜》、伊尔卡·蔡斯的《未完成的昔日》、埃利奥特·保罗的《魂断巴黎》、威廉·L·怀特的《菲律宾浴血战》、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的《孤岛浴血战》、约翰·赫西的《钟归阿达诺》、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战后问题有两本书提到，理查德·赖特的《黑男孩》和莉莲·史密斯的《奇异的果实》，尽管销量很好，但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

销量最好的是杂志。美国境内所有流行期刊的销量在战时都有所增加。1944年的广告投资比1942年多了1亿美元。当时，埃里克·霍普金斯又一次准确描述了那时的情况：“非小说内容所占比例……稳定增加，原因是1939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超出了想象。”（这个势头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严肃小说已经完全过时。）女性杂志销量超乎寻常。对妇女读者来说，战争这4年无聊到了极点。1941~1945年，应征入伍的1600万人中，只有25万女性。军队中的男性数量始终保持在1200万以上，他们是美国1.3亿人中最健康的1200万。美国国内性别比例失衡严重，很多女性找不到伴侣。

与军人相亲时，女孩子们的表现就算不是富有进攻性，也是很主动的。她们把自己的化妆品称为“战妆”，这也不是完全说着玩的。年龄较大的女人会更有技巧。没有法国大设计师的建议，曼哈顿的裁缝们还是模仿了军队制服——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军人身上。当时有一种晚礼服很流行——上面用金钱点缀着空军的机翼形装饰物，从臀部开始，绕着胸部上来，一直延伸到肩膀。艾森豪威尔夹克也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作为女性晚礼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人们还模仿英国突击队的贝雷帽，制成时髦的日装。无意加入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孩子们也戴上类似陆军妇女军团队员的帽子，但上面点缀着金属小圆片。甚至布料短缺也不能阻止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连身衣套装，日间可做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军人妻子做得最不得人心的事，就是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戴绿帽子，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就像当时流行歌曲《幸运之星》中唱的“他们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已婚女性只能独守空房，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穿着松垮的衣物。对她们来说，国内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年轻的少妇常常会受到焦虑不安的困扰。许多婚礼在部队离开前举行，孤独的新娘子们怀疑一时冲动所建立的婚姻能否长久。性情刚烈的女性开始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男女酗酒比例从5：1变成2：1。其他妇女则埋头阅读埃米莉·波斯特或多萝茜·迪克斯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乌娜·奥尼尔。纽约的史托克俱乐部把乌娜选为社交界的名媛，这让她的剧作家父亲（尤金·奥尼尔）非常反感。众多的目光转向杂志——特别是战时创刊的、以女性的奥秘为着眼点的三种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泰·纳仕公司出版的Glamour以及沃尔特·安纳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另一个战时现象出现了，源于逐渐成长的青年人。“大萧条”的结束，恢复了人们对适婚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许多高中生的母亲在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工作，这些学生回家后，直接用藏在门口垫子下面的钥匙开门。当时经济十分景气，他们既能从家长手里得到零用钱，也能自己赚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试着在文章中使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词，但美国人当时还无法接受。高中男生志在参军，看起来冷酷，而不再无忧无虑。女生则更加活泼热情，由于她们都爱穿短袜，所以人们用“短袜女孩”指时髦的女郎。

“摇摆世代”的时尚已经或者正在消亡。马鞍鞋已被平底船鞋替代，宽松的套头毛线衫代替了开衫毛衣，连帽风雪大衣代替了晴雨两用大衣，还跟蓝色牛仔裤（一种新潮流）一起穿。有一段时间，牛仔裤搭配白衬衫成为潮流（衬衣下摆松散地搭在裤外）。战胜日本后，征战海外的父兄们回到家中，却发现衣橱空了。啤酒夹克衫还有人穿，但上了年纪跳吉特巴舞的人已经认不出来，因为时髦女郎们已点缀上男朋友（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在部队服役时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徽章。还有一个潮流是戴黑玉石戒指，象征她们的男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女孩”们聚在一起闲谈，当时还没有“闲扯”一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会回答说“瞎混混罢了”。

溜溜球、睡衣派对、尺码不合适的鞋和袜子、条纹棒球长袜，他们创造时尚的能力和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年轻人一样大而无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国已经不同了。美国的长辈们更倾向于观察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且放任他们的行为。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年代的人意见统一。一个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对工会持反对态度。看看工会战时的记录，就会疑惑为何如此。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不要搞错了，没人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矿工联合会不合时宜地要求加班费和涨工资，注定会损害工会的声望。而音乐家工会头头詹姆斯·C·皮特里洛也是一样不识时务，“短袜女孩”们尤其讨厌皮特里洛。他要求广播在播放乐队和交响乐团音乐时，支付版税，以致连续27个月，公众都没听到流行音乐。对年轻人而言，这似乎是有意打击流行音乐，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著名的摇摆乐乐队。受到皮特里洛的禁令、配给政策、公路旅行高昂成本和公众品味改变等因素的影响（“短袜女孩”们现在喜欢多愁善感的民谣歌曲），伟大的乐队分崩离析，美国大兵们喜爱的摇摆乐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做父母的高兴了，他们一直喜欢民谣。儿女们参加回收橡胶和废纸的运动，这让父母感到骄傲。许多新的年轻人的文化也让他们感到欣慰。1944年，美国的最佳单曲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这首歌颇具新意，最受广大“短袜女孩”喜爱。因为大学里基本没有男生，所以大学里很少见到运动健将（西点军校除外，它组织起一支以布兰查德和大三的戴维斯为中心的球队，所向披靡，平均一分钟得一分）。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都转移到了高中球队上，规则做出调整后，篮球首次成为激动人心的观赏性运动。父亲和儿子可以一起看比赛，就像妈妈和女儿一起看Glamour杂志一样。年轻人总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1944年夏，一位流亡阿根廷的匈牙利人发明了一种新笔，用滚珠代替了原先的笔尖，年轻人是最先尝试使用。这种笔的进口品牌名为思加图笔，但人们只把它简单称为“圆珠笔”。后来，成年人也开始购买这种笔。不管从政治还是从书写工具来看，国内战场的两代人似乎是和平共处。

接着却出现一个了巨大的裂痕。罪魁祸首是一名歌手，他身材瘦弱、面色苍白、打着领结，耳朵一大一小，体重只有135磅，一脸饥饿相。他的名字是弗兰克·辛纳屈。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在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很脆弱、单纯，好像还是青少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霍博肯一间出租屋内，父亲是西西里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手。他生性倔强、喜欢独处，常常出言不逊。他相信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将来必会成为明星。遇到任何对手，他都会咆哮：“不管哪一天，我都能把这个小兔崽子唱下台。”他实际年龄25岁，早就不是高中生了。他这样解释别人的误读：“我25岁，但面相看起来像19岁。大多数孩子觉得我是他们的同伴，好像隔壁邻居。他们觉得认识我，我就喜欢这样。那又能怎样，他们都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