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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3页）

美国人对于两大政党高度不满。威尔·罗杰斯总结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想给所有人投反对票。”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因为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竞争者“山羊腺医生”约翰·布林克利博士的加入，地位受到威胁。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厄尔·沃伦竞选连任时，竟有6个莫名其妙的候选人与他竞争。在党内，罗斯福能否得到路易斯安那州官员休伊·朗的支持，成为让他心存疑虑的问题。这位官员总是带着枪，在罗斯福看来，他是美国两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在罗斯福和胡佛之间没有看到“基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叛变的迹象尤为明显。刘易斯·芒福德说：“如果我投票，就会投给共产党人。这是立志拯救文明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教授保罗·H·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民主党要员）宣称民主党的毁灭将是“我们政治生涯中非常好的事情之一”。9月，约翰·张伯伦写道：进步主义“要么是指诺曼·托马斯（社会党领袖），要么是指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虽然这两个人都难有作为”。托马斯的支持者包括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莫里斯·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国家》杂志的编辑们。维拉德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他提到‘被遗忘的人’，但从来没有真实地、充满激情地、明白地告诉我们‘被遗忘的人’被剥夺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们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领袖气质，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可以满足这个非常时期的需求。”

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写到“罗斯福竞选抱骑墙态度”，《时代周刊》说罗斯福“出现在竞选的浪潮中，精力充沛、善良、出身名门、彬彬有礼，但怯于改革”，都是对他最准确的描述。9月23日，候选人只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成员做了一场非常激进的演讲，后来再也没有过。当时他自己的观念还很保守，赞成金本位制、平衡预算和商业自由竞争。此外，他必须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对于民主党“左”翼分子来说，他们有一个休伊·朗，右翼就有10个像阿尔·史密斯和加纳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应该停止谈论‘被遗忘的人’和阶级差别”，加纳传话给罗斯福，如果他再进一步推进这些“激进的思想”，他们会将我们“狠狠地踢出去”。罗斯福没有再进一步。他的演讲被指充满含糊和矛盾之处，许多段落似乎反映出粗浅的乐观主义，在匹兹堡发表的一次演讲更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铁裤汉”休·S·约翰逊将军成为罗斯福智囊团中的一员，他是巴鲁克的朋友，也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墨西哥边境曾与乔治·巴顿共住一个帐篷。他年幼时常高呼：“除了休·约翰逊，每个人都圆滑世故到令人生厌，只有他很好。”这仍然是约翰逊将军的做人态度，他认为其他智囊团成员都是令人讨厌的人，他跟随罗斯福乘火车到处竞选，趁智囊团其他成员离开列车时，他说服了罗斯福将要求联邦预算减少25%写进民主党竞选纲领。4年后，罗斯福还将听到这样的意见。

罗斯福的支持者对他的关税立场和电力工业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采取措施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有力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烟嘴斜指天空，他的海军大氅优雅地从厚实的肩膀上垂下。他是热情、温暖和尊严的写照。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称呼人们“我的朋友”。即便他的演讲没有充分阐明公共政策，仍然很吸引人。编辑们读到罗斯福的话“一个国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资本就是其自然资源和人民”也忍不住叹息。选民被州长表现出的诚意打动。对他们来说，他传递的信息清晰而具体，比喻通俗。他关心人民，人民也能感觉到。竞选对于他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罗斯福向西穿过平原，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情况已变得多么让人绝望。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看着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他们脸上都浮现出走失的孩子般惊恐的神色。”

同时，回到白宫的胡佛已经重整旗鼓，罗斯福的演讲并没有对其产生影响。《文学文摘》对罗斯福胜利的预测可能会对投票产生影响，所以人们对总统选举下注，罗斯福对胡佛的比率是7∶1。然而，真正的冲击来自缅因州。缅因州9月还在投票，统计选票时发现，该州选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这是共和党自内战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挫败。1928年胡佛参加总统大选，在40个州的选举中获胜，他却一脸茫然。他告诉秘书，这意味着“我们要力拼到底”。此前他曾表示，4个月的竞选活动后，罗斯福会失去商界对他的信心，他认为这可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决定选举结果。像福特汽车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通知其员工“为了防止时局进一步恶化，也为了使之变得更好，胡佛总统必须当选”。但很显然，员工没有听从老板的指示。此外，还曾有一些来自共和党的“逃兵”，最著名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

所以胡佛穿上他的高脚鞋和赛璐珞领，走到了他的人民之中。他很幸运，还能活着回来。他特意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向他的内阁成员透露说，国民对他怀有“仇恨”，唯一获胜的办法是引发人们“对罗斯福接下来的行为的恐惧”。在德梅因市，他谈到关税：“如果关税取消，成百上千条城镇街道都会成为荒芜的草地，大片农田会长满杂草。”听众们却嘲笑胡佛还推着“胡佛车”，上面写有标语“无论胡佛说什么，我们都会做到，这不是信口开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胡佛告诉听众，罗斯福说的都是“废话、错话、空话、假话、污蔑的话、愚蠢的话和诽谤”，听众们嘘声一片。在克利夫兰，他承诺没有一位“有功劳的”市民会饿死，却遭到了人们的一阵嘲骂。在圣保罗，提及补偿金远征军的暴动时，他说“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有一个地处华盛顿的政府，知道如何处治暴徒”，人群回以巨大的咒骂声。底特律是最糟糕的，全市有25万人需要救助。在车站，迎接胡佛的是嘘声和骂声。骑警挥舞着警棍，驱散人群，他的豪车所过之处，数万群众挥舞着拳头高喊“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家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后来一个特工告诉记者：“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我一直跟随历任总统四处巡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对总统发出这样的嘘声，也没有见过有人冲到街上对总统嗤之以鼻。这可不光彩。”警察局局长看着胡佛倒霉透顶的样子，胡佛当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现在，当他乘坐的列车开过这片凄惨的土地时，人们愤怒地朝他扔鸡蛋和西红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只好打电话给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说他的喉咙不舒服，而且“真的很难再说些什么”。他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他自己的银行要破产了。最后，他同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讲话。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的名号一打出，花园定会人山人海。然而，上座率不到13，引座员不得不跑到外面乞求路人听一听这位唯一在世的前总统的演说。广场上，共和党的忠实信徒们给了他长达两分钟的掌声以示欢迎，他指了指手表，示意停止，意在说明欢呼声已经浪费了价值340美元的时间。“这就是卡尔文啊！”有人喊道。但他不是曾经的卡尔文，观众也不是原来的观众。他说：“共和党相信振兴工商业带来的收益会为普通人的生活造福。”他顿了顿，等待观众的掌声，却只有一片寂静。他又说了一句“当我在华盛顿时”——观众们哄堂大笑。他百思不得其解地摇了摇头，以前从来没有人嘲笑过柯立芝讲话。他断断续续地念完稿子，回到家宣布自己已“精疲力竭”，15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

现在，执政党是真的快绝望了。农业部长诬蔑罗斯福为“花样百出的骗子”，海军部长预测：“如果罗斯福当选，1亿美国人的家庭和生活可能遭遇危险。”胡佛哭喊着：“我的同胞们！决定国家百年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忠实于美国传统，还是乱搞新花样。”他耷拉着肩膀，眼角的鱼尾纹又深了，嘴边的纹路更明显了。在胡佛最后一次通过广播向选民发出的呼吁中，他提出预警“要小心各式各样假惺惺的承诺”。威廉·艾伦·怀特指出，他的声音是“多么疲惫”，他的话已经变得“多么空洞，只是悲伤的幻灭”。

胡佛与州长罗斯福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罗斯福说：“可能你们不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条最坚实的纽带，才有助于摆脱萧条。”他是坦荡自信的，从来没有一个参加总统大选的人可以像他一样信心十足。大选之夜，设在比尔特莫酒店的民主党纽约总部里，他的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章在他深蓝色的背心上闪闪发光。他接到不断传来的好消息，直到次日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已经攻下48个州中的42个，除了康涅狄格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得了472张选举人票。《时代周刊》讽刺胡佛这位“遭拒的总统”只得到59张选票。自林肯以212∶12击败麦克莱伦之后，这是两党总统竞选中以最大优势取得的胜利，不过有人指出，诺曼·托马斯的民众选举得票已从267240票跃升至728860票。为了庆祝胜利，麦克亨利·豪打开了一瓶珍藏了20年的雪利酒。那天晚上，三个出生在布鲁克林的贝思–艾尔医院的新生儿，分别取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鲁姆、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斯坦和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结束竞选回到位于东65街49号的宅子里，母亲拥抱着他幸福地说：“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时刻。”然而罗斯福似乎已经失去竞选时的信心。楼上，他25岁的儿子把他扶到床上，靠在床边亲吻道晚安。罗斯福抬头说：“你知道吗吉米，我的一生中一直只害怕火，今晚我好像开始担心别的东西了。”儿子问：“担心什么，爸爸？”罗斯福回答：“我担心我可能当不好总统。”

第二天早晨，罗斯福倚在床头，看着报纸上全国的社论评论，备受鼓舞。甚至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他的“性格和主张让人民满意，他美好的愿望和信念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特质本来就在那里，并不是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他没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别人隐藏的动机，就无法赢得竞选，那天早晨他正需要这样的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给予回复。起初，他在背面写他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你合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把它删去。随后，他潦草地写道，他“准备在各方面进一步努力，共同建设祖国”。直到1932年3月4日，新一任总统才宣誓就职。面对即将到来的4个月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他有一种预感，胡佛会竭力将他套在上届政府那些名誉扫地的政策上。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12月5日，“跛脚鸭”第72届国会成员回到了国会山，成员们对华盛顿的印象还停留在远征军的暴动吓得很多失业家庭惊魂未定地离开了华盛顿，但此时换成他们大惊失色了。2500多人在国会山的台阶上迎接他们，呼吁：“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新警察局长下令不许如此纵容这些搞破坏的人，命手下毫不松懈地监视他们。手拿催泪弹和防暴枪的警察将他们赶出了国会山，然后将其围捕，沿新泽西大道赶到梅格斯营地——位于纽约大道的暂时驻扎营地。局长告诉记者，他已经把这些示威者关到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嘲笑他们，不给他们水、食物、医疗照顾，甚至剥夺了他们上厕所的权利。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向他的选民报告说，他看到警察故意激怒那些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之后，他们才被释放。离开时，他们唱起了刚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第72届国会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饥民游行的声音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在纽约联合广场，35000人挤在一起聆听共和党人的演说。在俄克拉何马、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人群闯进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抢夺货架上的商品。大多数人的内心仍然有无法消除的绝望（那年冬天自杀率增加了两倍），但越来越多的暴动爆发。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另有5000人占领了西雅图10层楼高的市政大厦，5000名芝加哥教师忍无可忍，冲进了城市里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旋律。42岁的激进主义者路易斯·布登兹带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在哥伦布市议会大厦前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

制度、权威和私有财产的观念（这是不言而喻的原则，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将其称为“将社会团结到一起的黏合剂”）显示出了瓦解的迹象。拒绝缴税和对公司私有煤层的违法开采都是不祥的征兆。未经主人同意就开垦空地种菜。底特律停发救济金后，爆发了分散且毫无目的的暴乱。有些地区的居民全都搬走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宣布破产，没有钱支付给环卫部门，整个街道都是废弃物品和生活垃圾。饥民叫嚣着要采取暴力行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市长看着2000名无业游民在市政大厅周围游荡，写道：“一个诱因就可能使他们变成暴徒。”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发出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警告”。听说伊利诺伊州不愿意拨款救济全市60万失业者，芝加哥市市长安东·瑟马克告诉州议会：“关闭救助站之前请先派军队驻守。”

富人们心急火燎。招聘部门的员工变得粗暴，银行柜员异常紧张，官员们一点儿小事就找警察，警察动不动就抽出警棍。亨利·福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现在他也随身携带枪支。在弗吉尼亚里士满，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来自当地失业委员会的代表团前来拜访市长J·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告诉警察局长：“抓住这些人的脖子和裤子，给我扔出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警卫开枪打死了4名矿工。纽约下令禁止苹果小贩在人行道上摆摊，入住瑰西园（纽约市市长官邸）的约翰·P·奥布莱恩向人民承诺“你们的新市长一定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允许远征军踏进纽约市界内一步”。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闯入了纽约联合广场的集会，《纽约时报》报道“妇女的惊呼惨叫和男人们血肉模糊的头和脸”。俄克拉何马城警方用催泪弹破坏集会，驱散了人群。西雅图警方用消防水龙将他们从西雅图市政大厦逐出。芝加哥执法人员用警棍驱赶申请补发工资的教师，其中两名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第三个警察劈头打过去，打烂了她的脸。

劳联发言人在参议院委员会前做证：“我们许多工业城市发生暴动，大部分参与者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他们想要的只是面包。”然而，对于有产阶级来说，两者并无区别。正如罗伯特·舍伍德写道：未来的路似乎被“不明的怀疑”蒙上了阴影，“忽闪的凶光刺破安宁，照亮的只是令人恐惧的情形”。既然政府无法维持秩序，那么人们只能力求自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铁路和电话线被切断、周边公路受阻的情况，许多城市的商人们自发组织起自卫委员会。很多人储存蜡烛和罐头食品，有个好莱坞导演随身带着一套旧衣服，这样他可以一有情况就“混进人群中”。纽约的酒店发现，通常一入冬就来租套房过冬的有钱客人，现在都躲在他们乡下的别墅里，有些人甚至在屋顶上安装了机枪。

他们不是过度紧张、胡思乱想。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罗斯福真的是另一个胡佛，美国将紧随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步伐，面临政府被“大萧条”难民推翻的境况。查尔斯·M·施瓦布是认为改革指日可待的富豪之一，这位哈佛商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接受审判，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可能决定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有关暴动迫切性的文章出现在《耶鲁评论》、《哈泼斯》、《斯克里布纳》、《美国信使》和《大西洋月刊》上。诺曼·托马斯后来说，“从总统竞选到新总统就职”的这段时间，“之前从来没有，或者说从那时候才开始听说这么多对民主政体和美国体制的批评”。

关于美国应采取哪种形式的政体的问题，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偏向“左”派，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前进道路的中间段。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蔑地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包括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欧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蒂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费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和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那儿把共产主义拿过来”，并随后补充道，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威廉·艾伦·怀特称苏联为“星球上最有趣的地方”。连每月一读俱乐部都选择《新苏联初级读本》与读者分享，其中有美国混乱与苏联井然有序构成的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苏联的流氓……都有极好的点子……只需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工作，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埃尔默·戴维斯说，追求利润已经失效。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中问道：“为什么苏联人可以获得重塑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部门里不止一个人受到“左”派思想的诱惑。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G·比尔伯坦言，“我已经快被共产主义染红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直率，他命令一位华盛顿官员“回去告诉他们，奥尔森正在进行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新兵招募，他不接纳任何非共产主义人士”。为了让大家都清楚明白，他说得很明确，又补充道：“明尼苏达州处于‘左’翼状态。”

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政治频谱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缺乏权力，比尔伯和奥尔森都是政治怪人。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战争部长赫尔利都是右派。早在1931年政府就抵制裁军，因为裁军会“削弱我们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现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及时和有效地解除经济危机”。“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衫党”已在亚特兰大成立，虽然它的名声并不好。（当被问到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出现在美国时，休伊·朗回答说：“当然会，但在这里，它会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黑衫党之后，又有了银衫党、白衫党、褐衫党和美国民族主义党等。如果新总统无能，那么某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准备采取行动。史沫特莱·D·巴特勒将军做证说，纽约某债券推销员曾试图支付给他1.8万美元现金，劝他加入右派。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告诉他的学生，极权主义政权培养的人“在才智、坚强和勇气等方面都远胜于选举制度培养的”。如果有人可以代表美国的统治阶层，那一定是巴特勒博士，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仅拥有34个荣誉学位，还连续担任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

还有谁愿意为了培养出在才智、性格和男子气概上都更胜一筹的人，牺牲立宪政府呢？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鼓动巴特勒将军的债券推销员，很少有人如此公开地极力支持极权主义，但很多人支持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宣布：“即使接受一个国家独裁者的铁腕治理，也比使国家瘫痪中风好得多。”1932年，纽约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给现行制度独裁权，那么人们就会改变制度。”1933年2月，他写信给罗斯福，他和共和党成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阿尔·史密斯认为应该将宪法束之高阁，直到危机结束。《名利场》杂志的副主编们，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后来的卢斯夫人）要求：“让独裁者掌权！”沃尔特·李普曼想削减国会权力，赋予总统一切权力。他说：“危险不是我们将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将无法快速和全面地行动。”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裁者，那么就是现在。”

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上，格林尼治村舞会上，一个女孩告诉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哦，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的小团体只需要控制住发电站和广播电台。”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在于城市可能发生暴动。战争部长赫尔利正在城市区域附近集结军队，但反抗总有办法战胜权威，总是在让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暴动。农民一直被认为是最保守的美国人，但就是在共和党的艾奥瓦州（胡佛的家乡），皮肤黝黑的当地农民首先拿起了干草叉和猎枪冲向前线。他们终于拿起武器与剥削他们的体制斗争，经销商以两美分从他们手里买来的1夸脱牛奶，在苏城可以卖到8美分。

在艾奥瓦州，在农民联盟的前主席、64岁的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封锁了所有通往苏城的10条公路，把削尖的电线杆和圆木材横在马路上。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可以通过，其他卡车开不过去，牛奶桶里的牛奶只得倒入水沟，或者带到城镇上免费分发。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提前一小时就向农民报信：国民警卫队要来了。警员们被迫解除武装，把手枪和徽章扔进玉米田。20号公路因而被称为“邦克山20号公路”。看着《哈泼斯》杂志编辑玛丽·希顿·沃思，一位戴着一顶10美分草帽的老人慢悠悠地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我说‘在我看来，波士顿人把茶倒进海里也不是合法的’。”

运动蔓延，致使德梅因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都被封锁。在威斯康星州，陷入困境的农民每天闯入乳品厂三次，把3.4万磅牛奶掀翻在地，再把汽油倒进牛奶桶。国会小组委员会听取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梅林杰的描述，是他与一位保守的农场主的谈话。农场主说：“我们也要开始像苏联一样革命。”阿梅林杰问他打算怎么做，该男子回答：“我们将有400挺机枪……众多大炮、拖拉机、弹药、步枪和其他装备，这就差不多了……如果国家有足够多像我们这样有勇气的人，我们就能向东进军，切断东西部。我们已经有粮仓、牲畜和粮食，而东部除了有我们土地的债权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告诉他们，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敢。”阿梅林杰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我已经从很多以前思想保守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和此次谈话内容一样的想法。”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瑞威尔只唤醒了康科德的人，这些家伙却唤醒了美国。”艾奥瓦州人在20号公路上高唱：

让我们过个农民的假期吧，

假期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着小麦、火腿和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吧。

在苏城城东48英里处的切诺基小镇附近，米洛·雷诺的追随者阵营遭遇了一次神秘的猎枪袭击，不久之后苏城围困解除。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跟随他撤出。但雷诺说：“你们阻止不了这场运动，就像你们阻止不了1776年的革命一样。”无论是暴力行动还是起义，农民们都一直坚持着美国传统，他们也就一直免受惩罚。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60人被逮捕，但是当1000名农民围攻监狱时，他们被匆匆释放。农民们尝到了直接行动带来的甜头，于是决定想方设法要回那些丧失了赎回权的土地。

在堪萨斯州的郊区，村里的警察发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律师，他刚刚才宣布取消了500英亩农场的赎回权。在内布拉斯加州夏延县，20万农民债务缠身，他们的领导者宣布：如果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帮助，他们会聚集起来，毫不留情地将州议会大厦夷为平地。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天，艾奥瓦州四处都是因取消止赎权而起的骚乱，波及范围之广，包括风暴湖、普里姆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发生在勒马斯的事件尤其恐怖。黑衫党闯入法官查尔·C·布拉德利的审判室，将他从高座上拖下来，蒙上他的眼睛，并开车把他丢到了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这伙暴徒的领头人要求：“你赶紧发誓，你不会再签署取消农场赎回权的命令？”法官说我绝不答应。暴徒一遍又一遍地要挟他，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他被掴倒在地，被拳打脚踢。他的脖子被绳子勒起来，另一头被绑在路标上，油腻的轮毂帽挂在他的头上。“他的王冠！”其中一个人喊道。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尽管他被折磨和殴打，却并没有起诉他们。

取消赎回权的文件一签署，数百名农民就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大喊：“不准卖！”有意投标者会被吓回去，这时被扣押土地的农民的邻居就出面花几美元买下土地，再以原价卖回给原来的主人。有一次，县警长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了5美分，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5美分，三头猪5美分，两头牛犊4美分，依此类推，直到所有财产全部才卖了1.18美元。土地终于被转手回到了主人手中，官方地契证明他有99年的所有权。代表美国东部各州保险公司的律师常常被绑架，受到绞刑威胁，直到保险公司让步，并同意暂停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联盟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你们会马上看到最大、最好的革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美国农场事务联合会会长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补充道：“除非对美国农民采取行动，否则12个月内，农村将爆发革命。”

在那个多事之冬，心思细腻的男孩们逐渐懂事，他们会成为美国下一代领导人。虽然他们对待周围世界有着不同的反应，但没有人会忘记“大萧条”。美国历史在他们的一生中将意味着一连串的危机，但对他们来说，这第一次危机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