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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文明的融合（第2页）

中国的人口特性远远超出其政治地理特性。在维系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边疆安定的同时，中国许多人口匮乏的邻国正依附供应链成为中国劳动者的新家。鉴于低出生率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国很可能引入部分外籍劳工，不过，在中国男性过剩的现实之下，考虑到在历史上所谓光棍儿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很可能会继续将劳动力输出到国外。事实上，虽然中国5000多万华侨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亚洲，但随着中国供应链的扩张，远至南美和非洲的中国人数也已经高达200多万，在国境之外呈现出与多国融合之势。

全球通行证

在过往的数千年岁月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出生之地。直到过去的几十年，自发的国际商务或观光旅行才开始出现，但也只限于各个国家1%的精英群体。时至今日，每年有超过10亿人跨越国境。随着亚洲出行者的急剧增加，国际旅行者的人数已经升至新高。投行里昂证券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乘坐游轮的旅客人数每十年都会增加不止一倍，在2010年就达到了1700万。皇家加勒比最大的游轮海洋量子号（QuantumoftheSeas）成了载着游客漂洋过海的永动机。

这种短期人员流动可谓世界经济的基石。旅游和酒店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10%，为超过2.5亿人口提供了就业。互联互通就是他们的生命源泉。在非洲，旅游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且使得当地妇女受益良多。切断客流的旅行警告，其威力不啻一种无心的制裁。例如，美国针对赴肯尼亚旅行的警告导致了这一沿海经济体崩溃，上升的吸毒和犯罪率则加重了对内罗毕的恐怖主义威胁。

吸引游客、商人以及会展人流的竞争已成为化解领事纷争的主要力量。在全世界的任何中国领事馆，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些规范文件，然后刷一下信用卡，就可以在24小时内获得签证。在过去几十年，印度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还不如小小的新加坡，如今该国终于开放了对多数国家的在线落地签。美国花费28亿美元启用Entrypass等新的通关技术，因为他们知道更快速的签证处理程序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游客入境，更多的境内收入。如果没有数据分享网络，机场入境站就无法替代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履行成本高昂的领事职务，快速通关也就成为空谈。在亚洲的许多机场，最快速的通道使用权并没有留给本国公民，而是给了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的持有者。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预先通关旅行许可电子系统核准的近40个国家旅客可以从美国公民通道排队进关。在未来10年，登机办理、安检以及边境控制系统等会越来越自动化，届时，全球各地的旅客可能还没有登机，就已经把所有落地出关手续办完了。

云数字科技和经济原因能否使我们重返自由流动的历史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个世纪中，没有护照人们照样可以环球旅行。大英帝国数以百万的民众可以在统治区域内自由穿梭。从东非到东南亚，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自由流动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文化理解性的人民。与此同时，为了逃离君主制或者躲避饥荒，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定居。实际上，护照在当时不过是将民众捆绑在乡土的封建残余。1871年，意大利商人乔瓦尼·波利斯（GiovanniBolis）写道，取消护照能够让旅行者摆脱烦扰和障碍，极大地改进商业关系。当历史进入了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世纪，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尽管发展经济已经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官僚化和恐惧却在严重影响着人的自由迁徙。到处都在欢迎资本，劳动力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自由迁徙的好处都不言而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住房部门的复苏，很大程度是移民的功劳。以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近百万人迁离此地，但同时又有60万人迁入，其中不少都是靠自己打拼的首次购房族。在欧洲，短视的移民政策已经导致IT行业出现了100多万的用人缺口，令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从全球角度看，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公共与私人设施的使用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汇款。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劳动力流动性每增加3%，就能每年为汇款链末端的家庭新增3000亿美元的收入，而人均汇款额每增加10%，就能够将71个国家的贫困率降低3个百分点。全球发展中心的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Clemens）称，如果能够对临时工人进一步开放国界，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完全可以翻一番。进一步放开迁移的总体效益实际上难以估量。

从道德因素出发，我们也应该回归迁移的本源，将其看作一种供需体系而非国家与国界管控的低效压迫体系。迁移限制极大地固化了出生偶然性的惩罚效应。劳动力的全球分工将提升人类的文明水平，而这需要人更自由地流动。在定义自我身份这一问题上，人应该享有尽可能自由宽广的权利，只应受到其身份接纳方意愿的制约。因此，流动性应该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人权之一。

过去的世代只是在迁移，如今的人们则处在循环之中。今天的迁徙不再是永久性的单方向搬迁，而是一种持续的多国流动。今天全球的迁徙劳工、海外侨民、政治与环境难民以及被贩卖人口的合计总数，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供给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同商品与货物一样在循环流动的世界。

多数穷国的民众并无多少有用福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没有可享受的固有权利。他们的护照也不是必要的身份象征，反倒是一种官僚性限制。虽然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但其国民却仍旧要为严重的延误与额外的旅行费用埋单。如果这些人有权在自由迁徙和国家认同中二选一，多数人或许会选择前者。

最新的生物识别和数据共享技术可以把个人从国家的不良声誉或政策中解放出来。一项与国际刑警及其他数据库对接并独立管理的“全球签证”可以让来自巴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民众免签入境所有的项目参与国家。全球签证不能代替国民护照，不具有身份识别作用，也不提供公民权益（例如投票权和土地拥有权），但是可以作为国家间进出的辅助证明。对于某些人来说，将各自资料提交至项目参与国网络可能比较烦琐，但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次获得解放的机会。

事实上，对于1.5亿半永久性移民劳工而言，一张全球签证可谓无价之宝。这些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劳动者流动于世界各地的农田、建筑工地以及其他技术设施项目之间，他们的招募、运送、跟踪、安置以及薪酬支付都由人力资源机构和承包商负责。美国国务院2015年年中的签证处理延时故障导致数以万计的墨西哥季节性农业工人无法进入美国，这既耽误了这些墨西哥人的生计，也使对时间敏感的美国农业活动遭受了损失。要是这些经常性边境穿越者的签证能与其活动模式相匹配，事情岂不是会简单很多？

这种可能永不返乡的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比起对国家的依赖，这种全新人口结构更依赖供应链上的各个独立王国。全球流动劳动力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使用公立的医疗设施，而在阿联酋和新加坡等国家，他们被要求住在临时宿舍，禁止与当地人群相混杂。虽然这些人的就业远非稳定，但他们的确也越来越需要包含基本功能的可转移保险产品，毕竟这好过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要重新谈判福利条件甚或再次一无所有。

国家安全是流动性必然与国籍脱钩的另一大主要因素，这一点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都无例外。一个人的意图很难单从其护照确定，巴基斯坦裔的英国公民加入基地组织，澳大利亚的阿拉伯人加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西方国家的护照曾经是信誉的保证，但如今已经不再是自由价值的保证。不用多久，所有的个人，无论持有哪国签证，只要想获准入境，就必须提供生物分析数据，并接受国际刑警组织等数据库更为严格的检测。

谁能够住在哪里或谁可以到哪里旅行将不再是一件有确定答案的事情。各个国家一边竞相吸引必需的投资和人才，一边又将那些觉得无关紧要或危险的东西阻挡在外。英国正在尝试以才能或财富作为申请者获得移民资格、居留权和国籍的标准。一方面，若英国公民有前往也门、叙利亚或者巴基斯坦参加“圣战”的嫌疑，他们的护照就会被注销；另一方面，躲避普京政策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和全额付款的中国学生则在这里受到热情欢迎。此外，2013年英国还曾经打算向尼日利亚、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人征缴3000英镑保证金，一旦这些人出现逾期滞留，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所谓英联邦的团结友爱也不过如此。

全球公民

永久移民只是在名义上归属于其原籍、现籍或者居住地，而这三者都可能完全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性外籍身份认同：与强迫自己选择某个国籍相比，具有多重选择的他们更愿意保持各种不同的身份。投资银行家、管理顾问、教授、运动员以及雇佣兵等就是这样的例子。作为移动的个体，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非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地域。尽管存在国家限制，但法律、医学甚至政治早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环路。虽然“知识社会”这个词常被用来定义某个国家，但它其实更适合描绘这种跨国情境。

外籍精英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利益群体。一位在印度的咨询职位招聘者曾告诉我：“以前国际移民和学生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他们是一个阶级。”他自己也是西方商学院的毕业生。流动服务国际是为美国人在海外就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最大机构之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罗尼恩（TimmRunnion）说，在他遇到的成千上万职业人士中，多数人以其职业路径为重，而不关心什么国籍出生地。他发现，工作目标已经取代工作地点成为员工对公司忠诚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像埃森哲或麦肯锡的咨询人员，他们的国籍可能在这个国家，但办公地点却主要在另外一个国家，周一到周五他们可能在第三个国家出差，到了周末，他们又可能随性地找个地方——包括任何他们认为是家的地方——欢度周末。如果一个谷歌的雇员生在马来西亚，在美国受的教育，现在住在英国，但是被派到公司在内罗毕欣欣向荣的园区上班，那么这人到底是马来西亚人还是美国人？是伦敦人还是谷歌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性职业人士自视为超越国家认同的“全球公民”这一现象就开始引发各界关注。有人讥讽这些精英是“达沃斯人”或者“世界领袖”，批评他们缺乏对本土的关切和对民族的热爱。这种逻辑从头到脚都是错的。实际上并非只有西方国家的精英才会被跨国身份认同所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同样对这种西方人习以为常的观念趋之若鹜。全球性外籍阶层并非以西方人为主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及阿拉伯人所构成的平衡人口群体。非西方的外籍人士并非是无所羁绊、没有感情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对故园残酷的生活现实了如指掌，同时也在家庭、慈善事业以及奖学金等方面给予故土人民源源不断的支持。此外还有像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塔亚提（KailashSatyarthi）这样全身心致力于全球事业的本土活动家。出于对本国政府漠视人道主义的不满，印度儿童权利活动家凯拉什·萨塔亚提把他们自己称作“世界公民”。

当我在巴塞罗那著名的IESE商学院讲课期间，一个俄罗斯学生曾告诉我：“感谢上帝让我能够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出去旅行，做有意思的事情。”对她而言，国籍是一种拖累。她忠于的是任何能给他工作保证的企业，无论这家企业是银行、服装零售商还是石油公司。她仍然是俄罗斯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天赋就应该浪费在俄罗斯。

人才发展是供应链身份认同兴起的另一原因。为了提升雇员的技术能力，一些公司的花费甚至比整个国家在基础教育上的支出还要高。年利润约160亿美元的媒体巨头WPP集团每年将1亿美元用于17万员工的培训，其中，新兴国家接受培训的员工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要多。员工水平的高低是全球服务企业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些公司都有意识地打造更符合公司使命而非只为某国服务的跨国性社区。DHL和联合利华会安排员工在各个市场频繁轮岗，以资金支持雇员在整个员工价值网中的互相学习。普华永道会不断地进行员工“再培训”，以使其员工有能力进军新的高增长客户部门。通过打造这种“专项资本”，让员工掌握更多可运用于公司或某些细分行业的新知识，银行、咨询公司以及其他企业既促进了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提高了员工留存率。

跨国企业希望雇员成为公司而不是其国家的代表。他们积极地消解国家商业文化中的限制性因素。例如，将区域总部搬离布达佩斯的咨询或软件企业，会把新招聘来的巴尔干员工放到该地区各国间轮岗。他们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也做出如此安排。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国籍不同，国家间也存有敌意，但通过供应链，从来没有去过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从来没去过埃及的科威特人仍能够建立起地区身份认同。

在欧洲的俄罗斯人给美国银行打工，马来西亚籍的谷歌员工在非洲工作，塞尔维亚籍顾问在巴尔干各国轮岗，这些都说明新一代对使命感的寻求早已跨越了国界，他们是供应链独立王国的忠实拥趸。

公民身份套利

和国家类似，个人在身份认同的市场上也是狡兔三窟。为了对冲本国经济的动荡，大亨们常常违规持有外国护照。随着瑞银所谓“大众富裕阶层”（可投资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上）的崛起，更重视流动性而非国籍的人群也在增长。其结果是，公民身份市场蓬勃发展，而归属感既关乎人持有哪一种护照，也同样关乎人把钱放在何处。

国家为了争夺财富和人才而展开激烈竞争，公民身份的供给也趋于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身份也很难成为身份认同的根基。从葡萄牙到塞浦路斯，欧洲各国的“黄金签证”项目以提供公民身份来吸引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项目保证每年可获得5%或更高的收益，满5年后购房者可以卖出。这一政策有效刺激了外国人入籍欧洲。圣基茨以40万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人、伊朗人以及中国人出售护照，获得的收入用于支持度假休闲设施的建设。作为回报，新入籍的公民可以在100多个国家享受旅行免签。（通常，俄罗斯人如果想要将财产转移出俄罗斯，只需要办一张“投资者签证”。）至于税收，那当然是零（或者接近零）。Henley&Partners是一家专门为富人提供类似快速移民服务的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梅杰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每次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4个月。”

一种自相矛盾的“无根公民”正在崛起：他们故国有根，却放弃了公民身份；在获得新公民身份的国家里，他们又是无根的一群。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该国的税率成反比。吸引全球流动富裕阶层私人资本的竞争让护照显露出了它真正的面貌：这不过是一张提供不同方便程度的旅行证件。

即便对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各种民族自豪感调查中，美国人一直高居榜首，但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国民的境外收入征税。财务负担及流程的烦琐导致每年大约有4000美国公民放弃美国国籍，转投加拿大、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当全世界都在降低本土税率的时候，美国国税局却从美国人境外收入上加倍征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出走，而这也意味着交税的美国人数越来越少。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客和企业家携带巨额不义之财逃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派国税局出马不同，中国是动用公安部的威慑力量把这些人抓回来——当然是在这些流氓公民寻求庇护或者成为美国公民之前。

定居于某个国家不再意味着只属于某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经告诫我们不要将历史看作宏大的、无个人力量介入的进程，而是应该对由家庭、商业、国家、民族、财产以及其他相关之物所构建的复杂个体身份进行人本主义的审视。每一个人都由不同的方式所主导，没有什么能完全支配一个人的决策。一个供求的世界必然有更多的公民身份套利，而所谓归属感与其说是一种变化，不如说是一种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