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2页）

对虎踞江东的吴国来说，威胁不只来自气焰嚣张的魏国和反复无常的蜀国，在自己的疆土之内就有心腹大患，那就是山越。

秦汉甚至更早的时期，中原人就称呼今东南沿海山区的土著居民为百越，在那片广袤的崇山和密林中有大量的部落，部落民众被统称为越人。山越就是百越的后裔之一，在东汉到三国时期，他们主要活跃在扬州、荆州的山区里，这些地方恰好都是吴国的心腹地带。山越人很早就开始在山区种植粮食作物，一些地方的山越人甚至还能够冶铸铜铁、制造兵器和农具。从人口数量看，山越是吴国境内仅次于汉民族的第二大族群，不可小觑。

山越占据险峻的山岭，基本上不受外界官府的管辖，也不向官府缴纳赋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与官府发生冲突，互有劫掠。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从自己的哥哥手中接管了东吴政权，立刻就开始了征伐山越的军事行动，此后的30多年间，东南山区烽火不绝。

孙权连年用兵山越，并不只是想维护东吴疆土的安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以战养战”，通过征服山越各部落，把山越人吸收到东吴政权内部，把山越人变成自己的军队，变成自己的民众，增强自己与魏蜀两国争霸的力量。这和曹操对待乌桓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对东吴来说幸运的是，山越并不像乌桓或者鲜卑那样有着强大的势力，山越人的部落往往在山中各自为战，因此容易被建制完整、人数众多的东吴军队各个击破。东吴的许多名将几乎都有镇压山越、整编山越的经历。比如诸葛恪镇压了丹阳郡的山越后，俘获人口达10万左右，从中得甲士4万，其中自己统领1万，其余的分赏给属下诸将；陆逊在平定东三郡的山越后，挑选其中强健者为兵，得到精兵数万；贺齐在镇压了建安山越后，从中征兵万人……

到底有多少山越人被整编成为东吴军人，很难说得清楚。根据粗略的史料统计，东吴军事力量鼎盛时期大约有30万大军，最后投降晋朝的时候，也还有20万大军，其中山越军团就占了10万之众。没有山越军团的支撑，东吴可能根本就不能坚持那么久。

除了军事力量的补充外，被征服的山越人还成为东吴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整个东吴割据时期，在山越聚居区建立了10个郡，把大量的山越人口纳入官府的郡县管理体系内。大批山越人走出深山，移居平地，成了当地郡县的编户，并同汉族人一起承担官府的赋税和徭役。他们一起开发当时并不富庶的江南地区，变荒山野岭为良田美地，促进了江南的迅速繁荣。

东吴政权也因此增强了国力，在三国鼎立中硬抗外敌，不落下风。

目光再转向蜀国。在《三国演义》中，南王孟获是个衬托诸葛亮神机妙算、以德服人的配角，经过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最后心悦诚服，效忠蜀汉。在历史上，诸葛亮南征是与南中叛乱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孟获只是影响蜀汉安危的南中叛乱中的一个地方将领而已，并非叛乱的统帅。本章开头所谓的五路大军伐蜀桥段里也包含了孟获的一路，其实南中叛乱早在刘备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

南中地区主要是指东汉的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和永昌郡，合称为南中四郡，大致在今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一带。南中地区多山川，比山越活动的东南山区更加险峻，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经过秦汉时期的融合，迁移过来从事屯垦活动的汉族人也为数不少。于是在南中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族群共同治理当地的局面。

汉族移民包括秦汉以来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的上层人士，经过几百年的相互融合，汉族人变得更加当地化，而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也吸收了许多汉族人的思想与文化，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区别并不明显了。

由于南中地区天高皇帝远，再加上刘备的蜀汉是夺取了益州建立的，刘备的势力属于外来者，因此南中地区的汉族大户和少数民族首领对蜀汉并不是很顺服。再加上东吴的孙权不停地在旁边煽风点火，积极策反南中地区，在刘备还在世的时候，南中地区就已经有了反叛的火种。

比如孙权就曾经派人引诱益州郡的首领雍闿归附自己，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太守。其实雍闿从来也没拿下过永昌郡，但雍闿的造反是实实在在的。越嶲首领高定、牂牁郡郡丞朱褒和雍闿一起叛乱，史称“南中叛乱”，几乎搅动了蜀汉名义上所控制疆域的一半。其中高定的角色有点像《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孟获，俨然是叛军的最高首领。而历史上的孟获只是雍闿的一个手下而已。益州郡的一些部落并不愿意跟随雍闿反叛，于是雍闿派孟获去煽动他们，说蜀汉命令这些部落上贡前胸都是黑色的黑狗300头、螨脑3斗、3丈（约10米）长的断木3000根。这些部落信以为真，于是都跟着雍闿造反了。

南中叛乱之初，蜀汉正忙于和东吴在荆州的争夺战，腾不出手来平定叛乱。直到吴蜀夷陵之战结束，刘备病逝，诸葛亮经过充足的准备后，终于在225年春正式发兵，讨伐南中叛部。

与山越类似，这些南中叛部也是各自为战，最终被诸葛亮一一击破。然后，诸葛亮为了便于管理南中，对四郡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同时把南中地区的大批汉族大户人家和少数民族首领迁往成都。经过大约20年的治理，南中地区终于安稳下来。那个归降蜀汉的孟获，最后在蜀汉朝廷中官至御史中丞，也算颇有荣光了。

南中地区的少数族群也成为蜀汉的兵源，诸葛亮曾经迁移万余家到蜀地，组成五部，号为飞军。除此之外，南中地区还出产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这些物资充实了蜀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从三国时代对少数民族的吸收角度看，与秦汉时期的统一王朝相比，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虽然秦汉时期依靠武力扩大了疆域，比如长城地带、辽东、东南沿海以及西南方向的云贵高原，但是武力征服只能带来浅层次的区域融合，比如在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秦朝和汉朝实际控制的仅仅是一些交通要道上的据点、一些可供耕种的山间盆地，周围山区里的少数民族并不服从管理，更不用说融入整个国家中了。

这些新纳入华夏文明疆域的地区真正开始融入文明圈，正是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先靠武力征伐，后靠管理和经营，把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政治、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文明、文化也开始相互吸收。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才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

所以三国时期看似是战火连天的大分裂时代，却也实现了华夏文明圈的扩大和深化，尤其是在蜀国和吴国的南方区域。

不过，文明的融合并不会是单向的，华夏文明在吸纳周边区域少数民族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周边的影响甚至冲击，并孕育了下一次分裂的种子。

这颗引发不安的种子，其实正来自华夏王朝的“老朋友”——匈奴。

匈奴不是已经被汉朝扳倒了吗，怎么会再次咸鱼翻身呢？我们要书接上回，从融入华夏王朝的南匈奴后裔谈起了。

南匈奴臣服于东汉王朝，并在与北匈奴对抗时吸收草原上的匈奴人口。北匈奴瓦解后，也有大量的匈奴人在鲜卑、乌桓等的攻击下，被迫投靠东汉麾下。因此，虽然匈奴帝国已经消失了，但众多的匈奴人仍然是塞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考古学家曾经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发现一批小型的砖室墓。根据墓葬的建筑方式和出土的器物大致推断，它们应该不是典型的中原式墓葬。几乎每个墓葬内都会出土一件鄂尔多斯草原风格的青铜釜，这种带有明显游牧民特点的青铜釜在中原地区很少出现，说明当时一些游牧民已经在中原腹地定居生活了。考古人员还在这些墓葬内发现了串珠、金耳环、短剑、绿松石等器物，这些都与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太相似。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大致推测，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匈奴人。墓葬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当时在中原腹地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匈奴人生活，可想而知在长城地带生活的匈奴人就更多了。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汉献帝从长安逃亡时，当时匈奴部落的首领之一于夫罗曾经救援并保护汉献帝。这一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其实大有深意。

首先，这说明匈奴人认同东汉王朝的皇帝权威。其次，于夫罗在血缘上属于匈奴单于一脉，而匈奴许多代单于都曾与汉朝皇室联姻，因此在于夫罗看来，汉献帝也是自己的亲戚，现在亲戚有难，自己责无旁贷要去救援。

听上去于夫罗似乎在高攀皇室，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人眼中，匈奴单于一脉与汉朝刘家一脉合在一起，是整个亚洲东部最显赫的家族。不论是匈奴单于还是汉朝皇帝，都是血缘传承，非自己一脉不得当单于或皇帝。到了南匈奴时期，两个家族又多次通婚，俨然就是一家人。所以于夫罗的血脉身份在华夏也是相当显赫的。

与乌桓和鲜卑类似，于夫罗的匈奴势力同样生不逢时，在遇到曹操这个旷世王者的时候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于夫罗死后，他的弟弟呼厨泉成为匈奴单于，却被曹操强留在邺城。南匈奴被分成5部，每一部以匈奴人为帅，以汉将为司马，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了曹魏政权手中。于夫罗的儿子刘豹被封为左部帅，统领一部。

等等，于夫罗的儿子怎么姓刘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由于与汉朝皇室有亲戚关系，因此匈奴单于一脉在华夏生活时，有时也会取汉姓汉名，而且以皇家的刘为姓，可显其地位的尊贵。等到刘豹去世，他的儿子刘渊接替左部帅职位时，曹魏已经是明日黄花，华夏进入西晋时代了。

经过三国时期的征战与融合，到了西晋的时候，周边少数民族迁到华夏生活的越来越多，有的是被华夏王朝强行迁入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投诚过来的。根据西晋名士江统的说法，当时关中百万人口中，已经有将近一半都是少数民族了。甚至早在曹魏的时候，名将邓艾就发现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相当可观，他主张把这些少数民族重新逐到塞外，避免生乱。

但是，三国到西晋时期，华夏政权的麻烦不是人口多了，而是人口太少。曹操《蒿里行》中那句著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战乱导致华夏凋敝的生动写照。

从三国时期具体的人口统计看，蜀国灭亡时有28万户94万人，吴国灭亡时有52.3万户230万人，魏国灭亡时有66万户443万人。虽然三个政权人口统计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如果将三国人口就这么简单相加，总计是767万，只不过是东汉时期5000多万人口的17左右。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只是政府掌握的编户的人口，在编户之外确实也存在数量可观的流民。不过总体看，动荡的三国时期，华夏文明圈的人口经历了大幅减少是确定无误的。人口多少代表国力的强弱，所以华夏各政权有意无意地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充实自己的国力，是有客观动力的。

如果统一了三国的西晋王朝能够安定团结，境内即使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倒也没太大麻烦。偏偏西晋统治阶层司马氏自己厮杀起来，史称“八王之乱”。

混乱之中，于夫罗的孙子刘渊站了出来，以匈奴五部为班底，形成了一方势力。304年，刘渊筑坛设祭，设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设了汉高祖等人的神位进行祭祀。在刘渊看来，蜀汉是汉朝的继承者，“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我汉”二字，揭示了匈奴血统的刘渊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汉族人了，毕竟他在华夏王朝中任职的时间很长。

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就这样，在汉朝被曹丕终结80多年后，一个匈奴人宣布，现在我来做汉王、大汉皇帝，汉朝在我手中光复了！